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的陆杰华教授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中国21世纪人口与发展》白皮书等重要文献的起草人之一。他很熟悉国家的相关法规，但没听说过“1988年通知”。他甚至直言，这个通知“根本不是法律”。

我又去请教知名人口学者何亚福，他也说是第一次听说这个“1988年通知”。

事后，我打电话告诉李鸿玉“1988年通知”可能没有法律效力。电话那头，他连“喔”三声，长长一声叹息，没再说什么。

何亚福很同情李雪的遭遇，他的信箱常常塞满全国各地超生“黑户”遭遇种种不公的来信，可他也知道，“认死理，只能自己吃亏”。

他说，没有任何一部法规或条例规定，居民给新生儿上户口，必须要计生部门出具的生育指标证明，或者计划外生育处罚完结证明及计划外生育指标证明。但在实际工作中，没有计生部门的证明，你绝对不可能给孩子上户口。这是公安部门配合计生部门工作的一项措施，属于内部规定，也就是不成文法。

“孩子有什么错？不能因为上一代的行为株连到无辜的下一代！”这位老者用广东普通话大声说道，“不能用基本国策这个大帽子，盖住很多应该解决的问题。”

目前，全国只有福建省在今年5月出台政策，明确“不得把交纳社会抚养费作为户口登记前置条件”，并据此解决全省历年出生人口未落户问题。

何亚福不断强调这是“中国首次”。他也不知道，这个口子能撕开到什么程度。

其实民间早有声音。2005年，国家人口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教授、全国政协委员李伟雄在两会上建议，应该“无条件”地让“黑户”上户口。

陆杰华和何亚福都向我提到，像李雪这种情况，应该在2000年能赶上人口普查大赦。我很惊讶。查看那年新闻，“大赦”二字堂皇地出现在报纸标题上，像《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爆惊喜消息国家将大赦“黑孩子”》。

可为什么李雪没被“大赦”？2000年，她正好7岁，如果能顺利办下户口，就能正常上学，哪儿还有后面这么多事儿。

李彬听我说起“大赦”，惊讶得嘴巴张得老大，眉毛拧在一块。“啊！有这样的事？”

李鸿玉说，他记得那次普查，一个女普查员拿着几张表到家里让填。他们说了李雪的事，她也登记上了李雪。再问户口的事，她淡淡地说，“我只是个普查员，办户口，找派出所去”，很忙碌的样子，推门就走了。

专家还告诉我，这次普查中，北京市规定，对于无法一次交清的特殊困难户，可以先交一半的超生社会抚育费，并做出后续分期分批交纳计划，超生户持由计生委提供的证明和手续到所在地派出所办理落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