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人看着他们家也觉得怪，各种传言像风一样刮进胡同。“他们家有精神病！”“父母赌气不给孩子读书，心黑呀！”“他们拿孩子赚钱，卖孩子呢！”

李鸿玉气得抽搐不止，他恨，恨得“吃人的心都有”，更恨自己没有好身体。恨极了，就躲被子里，阿Q一般骂那些人是“小猫小狗”。

跑了几百次相关部门也没讨来户口。1998年，他们开始打官司，告计生和公安部门。李鸿玉不太会写字，挺平常的字“拿笔就忘”。第一张状子，在法院门口的律师事务所请人写的，花了50块钱。第二年的第二张状子，涨到了100块。

后来李彬写状子，李鸿玉在监护人一栏签上名。有一次，他正签名，犯了病，手跟铁疙瘩样紧紧缩成一团，家里人一点儿一点儿塞棉花才让手慢慢张开。还有一次，他在法庭上犯病，说着说着嘴巴就陷进去了，法官只好宣布停下来，让这一阵过去再接着开庭。

起诉、申诉、上诉，十多次，官司总是败。李鸿玉想找个好律师给看看，他开着残疾车突突地满大街转悠，只要看见新开的律师事务所就进去。一听说告政府的，打行政官司，没人接，“连开个价的都没有”。

他们也去前门的法律援助中心，可人家只援助民事案件，不援助行政案件。他们四处写信，甚至给“中央电视台的那个撒贝宁”也写过信。为了上网求助，李鸿玉还管街坊借了4000元买了台电脑。

官司一打就是10年，见风长的李雪一蹿就成了家里女人中间最高、最重的。李鸿玉成了家里最轻的人，96斤。

下岗多年，李鸿玉在工地看门，给医院、火车站守仓库，帮美容美发店守摊，有时“一天就赚一块钱”。

后来，夫妻俩在胡同里炸油条、卖饼干、卖水果。可超市一开，生意就黄。卖油条时，李鸿玉从不让俩闺女靠近油锅，“这活儿没志气！”

因为他们是“讨厌的人”，低保一直拖着办不下来。李鸿玉又去找北京市民政局，人家说，你们家符合条件啊，2002年总算给办下来。如今，一家3个低保拿1120元，生活这才算有了着落。

虽说是老北京，可他们家找不出个帮忙的亲戚。李雪两个舅舅都是大学生，都在好单位，一个甚至在部委。可大家从不来往，大街上遇到了，顺墙根儿躲，连舅舅有没有孩子他们都不知道。“哎，势利眼呗！生怕粘上咱！”李鸿玉说。

“是不是当天交5000块罚款，当天就给办户口？”我打断他一团毛线一样长的家常话。

“应该是！”他说。

“那这15年，你四处告状，折腾的精力、残疾车的油钱也该够5000了吧？”我有些不理解。

他嘀咕：“没算过。”

“就算是他们错，可你拿5000块赌孩子9年的教育，不也赌得太大了吗？”我有些生气。

他涨红了脸：“我们总觉得户口马上就能办下来，马上，快了，可他们一拖就是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