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弟

当我们离开已是黄花铺就的墓地时，灌装厂走出一个看上去六十多岁的老人，对我们的疑惑再一次做了解答：现在的路是改了道的，这里原来就在大路旁，水渠就在厂子中间位置，建厂子时只是把高处的土推下来覆盖到低一些的地方，一个坟也没有动，没有迁，全部都深埋了。他最后补充说：他1964年就是这个生产队的队长，深埋的事是他一手操办的。

我们圆满的完成了上坟的任务，带着红红的眼圈和哽咽的气息，离开了墓地，回到招待所，才下午四点。我们哪里也没有去，都在我住的房间里追忆着大哥，我们说说哭哭，哭哭说说，把几十年的爱几十年的念全在大哥的面前诉说着。全家兄妹聚在一起追忆大哥的这种情况好像还是第一次。下午六点大哥的生前好友吕智勤如约来到招待所，和我们一起用了晚餐。吃饭时我们得知他已退休的人了，身体还好。我们怎么也不能把他和六十四岁的老人联系在一起，看来野外工作的锻炼对身体还真是有益处。当我们送吕大哥回家走出楼门时，我们发现：天下雨了。当晚，我和二哥聊了很久，谁也没有睡意。雨还在窗外哗哗地下着，是啊！大哥一定是收到写给他的信了，他高兴地哭了：为父母的身体还硬朗而高兴，为弟妹来看他而高兴，为景家的安宁而高兴，为他的晚辈事业兴旺而高兴……他难过的哭了：为再不能亲自孝敬父母、为再不能用有限的丰羽呵护弟妹、为再也不能给家里寄钱、为再不能给我们唱一段京戏、再不能回到你的出生地北京……。雨还在下，我坚信：那是大哥的泪。

第二天早晨，我们在雨中，向大哥的牺牲地——西乡县进发。车一动，我怎么也控制不了我的泪水，呜咽着说：大哥，再见了，我们来年清明再来看你。我的泪和车外的雨一样，流着、走着，直到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