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有可能。他当时有很多中国的客户，因为他是流亡到上海的，所以他的身份一直没被认同，也没匈牙利国籍—他一生都在为争取国籍努力着，但到很晚的时候才拿到，将近1940年的时候。但是这也导致了他的事务所不属于任何国家，如果在建筑上出现纠纷，不用通过公共租界解决，在中国的地方解决就可以了，这是一开始中国客户愿意找他的原因。后来则是因为他敬业，并且渐渐有了名气，大家族需要建造宅子的时候，都以能得到邬达克的设计为荣。

每一座建筑都为地基而生

B：在上海的30年间，邬达克的建筑风格有着明显的变化，一些评论说邬达克的建筑经历过3个阶段的变化，古典主义、新装饰主义和现代主义。你怎么看？

H：邬达克的建筑不能够这样截然地分开，他在克利洋行的时候，作品的确大多数是古典主义的，比如像美国总会，但后来，新装饰和现代主义往往都是一起使用的，而且都带有很强的折衷。邬达克没有固定的风格，英式的、法式的、西班牙式的风格在他的建筑中都有体现。有的时候，他的现代主义建筑中也还是有某些古典主义的特征。各种风格在他的建筑中都不强烈。

B：在当时，邬达克是怎样和国外的建筑师交流的呢？他如何吸收国外的建筑经验？

H：他很关注建筑发展动态的。他一直和他的母校—布达佩斯皇家学院的建筑系保持联系，还会经常出国去看建筑发展的情况。因为在西伯利亚战俘营呆过的关系，他的脚有些问题，所以每年夏天他都会带着妻子儿女去欧洲避暑，或是在日本住上一阵子，在这个期间，他和西方的建筑业保持联系。

B：现在的上海，虽然很多邬达克设计的建筑都已经废弃了，有的还很破败，但是远远地看着还是会觉得很有感觉，比如苏州河一带的老建筑，会让人觉得那就是老上海的建筑，或者那就是老上海本身。邬达克建筑这种跟上海融为一体的感觉，是怎么达到的呢?

H：这也是我觉得邬达克建筑最值得一提的地方。邬达克设计的每一座建筑都是为地基而生的，他很看重建筑所在地的“文脉”，很注意保护这种文脉，无论是古典主义、新装饰主义还是现代主义，在邬达克那里都不是绝对的，他的目的在于让一座建筑优美、实用，与外在环境融为一体。

比如大光明电影院，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座建筑，其实地势是很复杂的，也不规则，很多地方夹在街角，很狭窄，但是邬达克把这座剧院设计得很气派，里面的房间既休闲也不显得局促。还有吴同文住宅，建筑主体紧贴北京西路置于宅基北面，与契合道路转角而建的弧形围墙构成整体，从而在南边留出大片花园。这些都是建筑和地基契合的典范。这是我们应该向邬达克学习的地方，顺应地势设计出适合城市的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