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期到末期，面对西洋列强船坚利炮的扩张，中国与日本都做出了许多富国强兵的变革和行动，结局是日本如愿成为向西洋列强一般强大，几十年后开始凌辱亚洲其他国家，而中国让人痛心疾首地彻底沉沦了，多灾多难的屈辱岁月就此开始。这两天看大崛起，到日本篇时特别让我思考良多，每到一处，总不由得想想当时中国的情形，历史为什么会有如此的走向呢？

一、同治中兴（洋务运动）VS明治维新：都是当时政府从上而下、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变革，思路想法极其相似；结局是中方完败于日方。根本上不在学习能力、制度优劣和文化差异上，我认为，政治要负绝对的责任。经过倒幕运动后，日本天皇确立了对国家民众和国家利益的代表和领导权，日本当时是天终下归心；而反观清朝由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几百年来汉人一直反抗不断，日本倒幕的时候，清政府也正忙着镇压天平天国的起义，虽然最终绞灭成功，可后来的孙中山仍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就说明清朝的皇帝在当时政治上不能得到大部分中国人的承认。
日本的天皇VS中国的皇帝，前者在国内更合法更得人心，政治的归心和稳定者自上而下变革成功的最大保障，所以我们败了。中国而后的历史走向都与这一关键历史问题相关，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聪明才智就解决好的，曾国藩的戒急忍耐，李鸿章的圆滑变通，孙文的急进斗争，都注定是要失败的，所以，我们还会进入军阀割据的历史时期，因为我们没有政治上的大一统，无论君主、共和或其他形式。

二、官商勾结VS扶植民营：明治时期，日本大举发展工商业，大力引进西方的技术和人才，当时一个熟练的外籍工程技术人员的工资是政府高官的三倍，这绝对让我吃惊！33岁的色泽荣一作为政府新一代年轻有为的财政大臣辞官经商，政府投资的海运生意是终全部交给民间的公司来经营，加大力度扶持民间企业，日本的强大来自于强大的企业；反观同期的中国，最有名的两个商业天才是胡雪岩和盛宣怀，两者盛极一时，现在仍被许多人推崇，除其个人能力之外，他们的成功是在于朝中两炙手可热的左宗棠和李鸿章的支持，他们的成就和命运直接反映了洋务运的实际成效，在社会生存文化上，当时依然尊崇“万般下品，惟有读书，学优致仕，当官才爽”，在经商理念上，则是只有官本位，官商勾结，产权不明，商人没有政治地位，得不到社会承认，胡和盛的身份，官员大于商人，同期的晋商和徽商不乏商业奇才，比如乔致庸，但商人在当时没有发展的土壤，他们的命运只能是没落，遗憾地离开历史的舞台。

三、体用学说VS彻底西化：中国的传统力量强大的无以复加，而日本则没有太多的束缚，他所有的文化里都有外来文化的影响，更容易学习吸收外来优秀的文化。当时日本连相扑都废除了，而我们还在回复科举，基于传统的力量，洋务运动的高手能实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策略既无奈又相当聪明，但这是一厢情愿讨便宜的想法，陈序经、李敖等人已经对此做出很专业的清理，在西化上我们不如日本人认真和专业，所以他们得到的东西和实惠比我们多的多，当然这是到了战术和技术层面的东西上了，真正决定我们PK失败的我认为还是第一和第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