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朱的心态或者自然流露，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暗合了敦煌本地人乐于一隅、自给自足的传统习性。与之相同，但却耐人寻味的是，笔者身边一些同事和朋友去敦煌返回后，相当一部分人连呼后悔。有的甚至说：“就那些破败的石窟和灰暗不清的壁画，没有什么意思。”这些反应，大抵是世俗的，或许是现代人更加崇尚华丽表象和富贵生活的缘故吧。

冯骥才从莫高窟翩翩而舞的伎乐天中生发的感慨是：“现实被理想化，理想也被现实化。”或许，对于敦煌本地人而言，最重要的东西不是人人敬仰的敦煌艺术，也不是浸润心灵的宗教，而是个人生计和生活质量。对于习惯于走马观花，崇尚视觉快感的普通游客来说，莫高窟那些深奥而奇怪的艺术，乃至所谓的宝藏都不能够在内心和生活阅历上留下痕迹，从而产生了“到此一游”的空洞感和观赏遗憾。但在第一个从藏经洞盗窃和买走大批文物的英国探险家斯坦因眼里，小小的藏经洞：“就其分量以及保存之完好而言，我以前所有的发现，无一能同此相比。”(参见《中国沙漠上的废墟》)

在张大千之后奔向敦煌、终生不悔的常书鸿写道：“当一轮红日从嶙峋的三危山高峰升起来的时候，我们完全被眼前壮观的景象陶醉了……我们跳下骆驼，向着向往已久的莫高窟跑去。”随后的几十年内，史岩、董希文、李洛、乌密风、周绍森、张民权、潘潔兹、段文杰、郭世清、樊锦诗、霍熙亮、凌春德、范文藻、李承仙、欧阳琳、孙儒涧、黄文馥、史苇湘等人纷纷奔赴敦煌，在莫高窟，他们耗尽了一生的才华和生命。

敦煌是每一个人的敦煌，敦煌在每一个人的内心当中，却又分解成无数的敦煌。对于张大千、于右任、陈寅恪、常书鸿等人而言，是良知、艺术乃至灵魂的敦煌;对于段文杰、樊锦诗等人，敦煌则更丰富，是艺术、是灵魂，也是责任和使命;而在一批批的外来游客的内心，则不过是一些散落的先民遗迹和文明显影，抑或仅仅是一处处的名胜古迹;对于当地人而言，敦煌则是一个因成千上万层出不穷的游客而能够为自己的世俗生活带来实际利益的敦煌。当一批批的游客来到又离开，敦煌依旧，守卫者仍在，生存者仍在，作为人类的和内心的、世俗的和灵魂的敦煌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