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自王道士发现藏经洞以来，人们一直以为飞天总是在飞流的黄沙上起舞。而在当下，作为全球语境和资本市场框架下的人类生存实地之一，敦煌又究竟是怎样一种生态样本和世俗生活?这四海仰慕的文明显影和宗教记忆又如何能够在漫漫流沙中不致消失?
悠久瑰丽的暗损
敦煌悬于河西走廊最西端，南靠祁连，西邻塔克拉玛干，东峙三危，北望北塞山。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引兵六万出陇西，往河西接应降汉的匈奴浑邪王。因浑邪王的反叛，使匈奴遭受到了自漠北以来再一次的惨败。霍去病之军以闪电之速，在焉支山痛击匈奴临时王庭，俘获名王及单于阏氏、王子、骨都侯及部众上万人，牛羊超过200万头。匈奴族众一路高唱着“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繁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的悲怆古歌，一路向西奔逃。
同年，汉政府在河西设立武威郡、酒泉郡、张掖郡和敦煌郡。次年，郑吉倡议并促使汉武帝在安西设置都护府。至此，敦煌正式纳入大汉版图，而这里最先居住的若羌民族，却在霍去病之前，被先前居住在这里的月氏、大宛、乌桓、丁零等国家和民族驱逐到了祁连山以南及葱岭以西地带。随后，匈奴冒顿和老上两代单于对大月氏的大规模打击，比汉对匈奴的打击更为凶狠和惨烈。
在这漫长的时光中，强大一时的匈奴由于内部分裂，单于并立，而自我削弱，逐渐被西汉各个击破，最终西迁内融。再百余年之后，匈奴便在这片地域上销声匿迹。从冒顿到呼韩邪单于，300余年的历程，敦煌大抵是在刀锋、马蹄、鸣镝和鲜血之中度过的。直到北魏拓跋氏横征河西，慑服四夷，再而南进入主中原，佛教经由丝绸之路而进入中国，并迅速影响和渗透，使得敦煌在某种意义上获得了一种举世无匹的风采与光芒。
公元366年，一个叫乐僔的和尚，饥渴欲昏厥之时忽然看到了三危山的奇异佛光。对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来说，安身立命也是一种迫切的需要，而三危山的地势，正好暗合了乐僔的某种心灵与宗教要求。这一个在三危山凿绘佛龛的人，无疑使得敦煌这个兵戈频仍的西域前沿阵地，拥有了另一种力量。而笃信佛教的北魏王者对三危山的大力附和，使莫高窟真正兴盛起来。
散落在敦煌四周的佛龛像是一个巨大的磁铁，将崇尚“以力为雄”，而又渴望心灵抚慰、乃至相信因果轮回的西域民族一一吸附了过来。再加上针对不同民族不同的习俗及精神要求而修正演变的佛教一再流播和东进，使得莫高窟越来越兴盛。北魏、北周至宋元，莫高窟从高蹈的宗教到历代王公贵族的崇佛开窟，从书生商贾的吟诵到平民族众的积极参与，进行的是一种潜移默化而又虔诚无比的演变和兴盛。而明清之后的败落，乃是无人问津，使得莫高窟出现了空前的冷落局面，而明到清末，及至解放前，莫高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流民草寇的巢穴与避难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