掠取财富和疆土，那是上至国王、下至平民百姓都感兴趣的事业，这样的事业有激励机制，人们愿意冒险去做。哥伦布的远航才能掀起了欧洲人的淘金热。而朝廷扬威于海外的政治工程，只是为皇帝和国家的面子添彩，对老百姓并无实惠之处，难怪郑和的航海日志后来被人烧掉——留给历史的一段惋惜。这种由政府一手包办的形象工程，注定要人亡政息，换了个皇帝，郑和的命运就大不一样了。

郑和和哥伦布没法简单地类比，哥伦布因为发现新大陆生前异常荣耀，死后名字也和新大陆联系在一起。而郑和费尽心力，却没有一片海真正属于他。在历史的关键时期，决定一个民族前进方向的不是技术而是文化制度。所以，我们现在对六百年前祖先高超的航海技术的那种自豪感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郑和在今天的价值，可以帮助国人提高海洋意识，以郑和下西洋的和平性批判西方的殖民主义。今天中国国力上升而产生新的国际秩序问题，其中确实还有许多似是而非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

郑和下西洋劳民伤财，最终受到朝臣的反对而终止，此后的中国也失去了探索海洋的兴趣和勇气，开始走封闭与内敛的道路。这种单纯显示国威的行动除非有强大的财力作后盾，否则就必须计算它自身的效益问题。郑和船队既没有西方后来采取的殖民主义方式，也没有考虑扩大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应该说，在明朝皇帝与郑和的意识中，尚未有经济与贸易的考虑，也没有相应的制度性刺激。没有激励国民分享成果的制度，例如将新发现的无人岛屿进行分封等。这是中国朝贡制度的特点，它在维持与周边的关系方面有其特殊的价值，但在广泛的背景下，其效能却在急剧衰减。政治威望的收获抵消不了经济上的消耗。没有经济上的计算，也没有制度上的激励，注定了远航不会有更多实质性的成果，甚至它自身也难以为继。这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外交相似，保持了那种只重视政治威望、意识形态而不重视经济利益的弊病。没有经济利益考虑的任何海洋行为，都不会有实质性成果，也不可能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