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主义者”认为，她孤身一人漂泊异国他乡，举目无亲，寂寞苦闷，自然需要男人的依靠，而赖雅则是第一个从精神等各方面关怀她的男性，理所当然就成了她首先择偶的对象。当时，她在文艺营，虽有免费食宿，却无点滴薪水，况且只能停留三个月，今后的去向一片茫然，而她却没有清醒地想到，赖雅的经济十分窘困，有上一顿没有下一顿，反而后来需要她的倒贴。

“政治主义者”认为，她来到一个她所向往的民主自由的社会，但她本人却对政治一无所知也不感兴趣，故把这个社会制度下第一个能得到感应的美国男人当作理想化男人的化身，赖雅恰好担任了这个使命。在20世纪50年代，一般的美国男人的种族主义观念相当深，也只有像赖雅这样具有真诚社会主义信念、主张社会平等的理想主义者才会对一个东方女人有更多的欣赏和尊敬。从另一方面讲，在资本主义的美国，具有这种理想主义的人是不会很得志的。

不管张爱玲当时的动机如何，婚后两个人确实有一种相依为命的感情，既在物质上，也在精神上。事实上，这两个人的结合，并非是理性逻辑，而是情感“逻辑”展开的结果。

65岁的赖雅，经济的拮据和身体的恶化，早已放弃寻找伴侣的奢望，而此时投入他怀抱的是一个年轻、温柔、细腻、貌美、迷人，而又才华横溢的张爱玲，真是艳福从天而来。如一叶孤舟，在风暴之后，漂泊在陌生大海上的张爱玲，此时最需要的是有一只强有力的铁锚来固定自己，而赖雅似乎就是这样的一个锚。

赖雅在经济上和身体上不是这样一个强有力的锚。

新婚刚两个月，使张爱玲寄托全部生活希望的赖雅又一次中风，并接近死亡。为了试图转移她沮丧的情绪，他保证他不死，不会离她而去。在精神上，赖雅还算是一个“有力的锚”，但不是很强，因为他自己更需要强有力的“锚”，这个“锚”就是张爱玲。

他俩饱一顿饥一顿，住处也没有保障，为了糊口，张爱玲也像赖雅一样，不得不写一些“烂”剧本之类的东西，而分散了文学力作的完成。有一天夜里，张爱玲做了一个梦，梦　见一位不认识的作家，取得极大的成就，相比之下，自己很丢人。早上醒来，她向赖雅哭述了这个梦，他设法安慰她，但他从内里知道，这是对贫困无名和不公正遭遇的一种抗议。

张爱玲38岁生日的那一天，联邦调查局派员来核查赖雅欠款一案。而赖雅最忧心的却是不要为此破坏了生日的喜气。好不容易将探员哄走了，两人做了一点青豆、肉和米饭。餐后又一同看了一场喜剧电影，笑出了眼泪。散场后，两人在萧瑟的秋风中，步行回家。到家后，又把剩饭吃了。张爱玲告诉赖雅，这是她平生最快乐的一次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