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了两个多月的隔间，薛丽对房子的各方面的要求都变得越来越低，但唯一一点她不肯妥协：窗！要有窗！　

她们现在这房子也有窗，她们称为“牢房窗”，一扇对着别人的板壁的小气窗。采光既差，对室内空气流通也没什么作用，唯一的效果，似乎是方便将隔壁的声音传进来。　

“唉，要是现在，肯定不找这个房子。”　

听得见隔壁的键盘敲击声

房子是薛丽找的。她们的学校是辽宁一所大专院校，三年级的时候放学生出去实习，把她们安排在北京一个健身俱乐部。这工作并不合这几个女孩的意，但为了累积工作经验，以及食宿全包的福利，她们老老实实地干了下去。到实习快结束的时候，女孩子们才对自己的前途感到茫然：是在凡事都只能靠自己的北京打拼，还是回家依靠家人朋友的一些关系相对轻松地获得工作？最后决定的结果是一起留在北京，不过那时候，她们马上就不能再住原单位的宿舍了。　

单位宿舍也在天通苑，薛丽某天下班的时候，看见一个年轻女人在小区里举着“个人出租房屋”的牌子，她走过去咨询，问了价钱，留了电话，直接看了房子。回去和同学商量，决定租下来。　

当时她的预想室友只有寝室老大孙佳一个，老二杨阳说她自己找房子，老四家里给她安排了工作，没打算来北京。而这个房东按人收租，每人每月200，另加水电煤包月30，一个月花200多块能住到地铁边的房子，薛丽觉得值得。　

可她们搬家当晚，杨阳自说自话提着行李就来了。这间由客厅隔出的七八平米的小屋，靠两侧墙各放了一张1.3米宽的床，中间留一条仅容一人通过的过道，跟床尾到墙的距离差不多。杨阳扫了一眼，立即决定：“把两张床并起来吧！”　

就这样，两个人变成了三个人。后来老四也来了北京，四个女孩子亲亲热热地挤在这两张并起来的床上睡。　

但算上四个人头，房租就应该采取另外一种计算方法：“八九百块钱都能租个带阳台的主卧，干吗住这不透风热死人的小房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