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唯诉讼地位的改变，预示着法院认为在整个纠纷过程中，韦唯负有一定责任，并有可能承担由此而来的法律后果。并且，韦唯从证人到被告人身份的变化，将使被告一方失去一个至关重要的证人，还使韦唯在法庭上所作的陈述的客观真实性大打折扣。这对被告人汤生午及《声屏周报》社是显然不利的。

　　但富有戏剧性变化的是，就在开庭的前夕，法院又突然决定正式撤销韦唯被追加的被告人身份，据云是“依据不足”。 这样，韦唯终于没有走向被告席。但这是否意味着原被告双方在本案中的诉讼命运有了某种转机呢？这仍是一个谜。

　　1992年7月8日，南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审理本案。

　　在此之前，法院曾在北京就此案进行了调解。就在开庭前夕，法院在郑州又就此案作了一番调解。但由于双方分歧太大，调解根本无法达成协议。

　　出人意料的是，就在数百名记者云集宛城、准备采访李谷一名誉权案的庭审经过时，法院门口又突然贴出了本案延期审理的公告。个中原因．据说是法院准备就此案进行第三次调解。

　　两天之后。1992年7月10，南阳中院又作出了开庭审理的决定。

　　早晨7点刚过，法院门口就聚满了前来旁听的群众。刚竣工的审判庭，是一座四层楼共2500多平方米的建筑。正门上方，高悬着耀眼的国徽。四根粗大的黑色大理石柱子，给人以威严。庄重之感，仿佛昭示着法律的神圣。

　　上午8时30分，薄施粉黛、身着宝蓝色套裙的李谷一在丈夫肖卓能的陪同下来到法庭。被告汤生午、《声屏周报》法定代表人王根礼以及双方的代理律师巩沙、李大进，窦柏林、侯金海等人也先后出庭就坐。

　　在开庭的前一天，李谷一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表示，面对法庭，她很害怕，这会影响到自己的前半生和后半生。她始终认为汤生午的文章从头到尾都是失实的，正因为这样，她才来打官司。如果汤生午说的基本属实，只是枝节部分有问题，她是不会起诉的。在谈到韦唯时，李谷一说，她不明白韦唯为什么要发这个难，把话说得那么恶。最后，李谷一还对记者表示，如果她确实不对，有错误，她愿意向全国人民道歉。

　　在此之前，汤生午也曾信心十足地对记者说：“我认为开庭的话我能胜诉！但最终的结果不是我个人所能决定的。”

　　审判长在宣布法庭纪律后，按照法定程序，由原告方宣读起诉书。

　　李谷一在起诉书中指出：原告方采用或是捏造、或是歪曲的手法，对她的名誉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这是“文革”以来演艺界最大的一次事件，是“四人帮”暴虐的重演，她要求被告方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1.8万元。并且，这个赔偿数额还不包括这次专程来南阳参加诉讼的费用，因为这笔帐目前还无法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