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后来由于国内有跨国公司的挤压，倪光南的事情又出来之后，矛盾很尖锐，弄得整个队伍可能会散。我就下定决心，放手香港业务，完全回国。当时也没有运筹帷幄到很有远见的程度，只是判断国内的问题不解决的话，会出大篓子。我回来，一个是把倪光南的事挑开了，另一个是坚决把杨元庆的团队支持起来。当时把握没有多大，实际上是孤注一掷。那时候还不像今天说的，先把几个死扣解开，那时候有死扣也必须那么做，不那么做更是死。后来说“拐大弯”，真的就是经验越积累越多，本事越来越大，才游刃有余，当时的情况哪有那么大本事，我真有那么大本事就肯定不会病成那样。 离开香港时我交代香港的总经理，不是要命的事不必得到我的同意，你们自己做就完了。我离开香港第一年还不错，第二年就不行，第三年就大亏损了。从1994年到1996年，国内的业务基本起来了，但1995年香港那边又亏了，巨亏以后，我已经想好了处理方案，把国内这边的事做了部署，无后顾之忧了，北京不会有任何事绊住我的时候，我就不害怕了。很快处理香港的事，一个是借了钱把亏损给堵住，二就是坚决撤换吕谭平，最后把中国和香港的业务合在一块。

柳传志用了三年时间完成北京、香港两家联想的调整，以及个人身体的调理。他没想过放弃?

柳传志：我真的是没有动摇，一个重要的原因，确实觉得当时肩上已经有极重的责任。另外，这就是一种感觉。就好像说，有的人在中国贪污，把钱一卷到了美国，照样过好日子。对我来说，不要说那种事，如果我没有兑现承诺，辜负了别人的信任，我会从内心很难受，甚至很痛苦，会很自责。所以当我负有那么大责任的时候，有这么多员工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时候，我绝不可能退缩。我退下来只有一种可能，事情做的还可以，可以有个交代了。

什么妨碍了中国企业进步? 柳传志究竟是一个风险规避者，还是冒险者?

柳传志：我是守正出奇的人，基本上是按照规律做事，出牌都有规则，到一定程度就会冒一次险，集中做一次出奇的事情，而不是经常一来就冒风险，或者求高效率、高回报。我都是按章办事，但是绝对是在该出手的时候会出手。也许有人会说联想错过了一些机会，但只要我们想做的，就一定能做成。

他看到的企业最容易遇到却也最容易忽视的挑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