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段1994至1997的双线作战经历，有多重背景：其一，当时柳传志的身体极为糟糕，夜夜失眠;其二，柳和时任联想总工程师的倪光南的矛盾已经逐渐明确化;其三，当时杨元庆、郭为已展露头角，但尚未支撑大局;其四，外国电脑厂商强势进攻中国市场;其五，原本以进口AST电脑为主业的香港联想管控失当，1995、1996两年亏损2.5亿港元。

柳为什么能在这样一个腹背交困的情况下坚持下来，至今仍令人难以想象

柳传志：我1987年得了美尼尔症，当时不知道有多严重，休息了一天就继续上班，本来可以养好的病落下了病根。1980年代，完全不知道脑力劳动也是个劳动，所以在任何时间都在想事，睡觉的时候也在想事，因此经常头疼，美尼尔症一发作就要死要活的。1994年3月，总裁室开务虚会，布置全年业务，跟倪光南谈的很不愉快，会开不下去，我已经头疼到了没法忍受，只能到海军总院住院。住在医院里，一开始想事情弄得日夜睡不着，医生就让我停下思考，说睡一宿觉要是相当于一本书，你能不能先睡一页?睡不了一页咱睡一章、睡一句?后来我才发现，实在是病的没有办法，把事情都搁下来，也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后来当我情绪逐渐稳定，能休息一会儿以后，医生就陪着我在玉渊潭跑步，每天早晨跑三四千米。还有一个插曲，就是1992、1993年国内流行跳舞，我永远学不会，因为不可能有心思去学，在玉渊潭锻炼的时候，才知道跳舞要听音乐踩拍子。我记得第一次跳舞人家都不跟我跳，最开始我跟一个特胖的老太太跳，一下就把人脚踩了。大概一个多月不到，我的情绪就稳定了，才开始开会研究收拾局面的事。

此后，柳传志形成了每临大事，在空旷的环境里边散步边思考的习惯。

柳传志：现在不用了，但以前就是怕头疼，重要的谈话一定要到颐和园、钓鱼台，边走边谈。写东西也是写一段就头疼，只能出来散步。秘书都要陪着我，在外面要走很长时间，走完了，想完了，回去写一段。最苦的时候，有一年冬天我们到了钓鱼台，我是那里俱乐部的成员，就在钓鱼台的房间写，结果赶上俱乐部关门修整，我就坐在汽车里面，写一段就出来走走，然后再会去写。 虽然有人陪着，但基本上还是自己思考。跟人辨论是一个重要的将思考捋顺的方法，我的秘书听我捋一遍思路，他提自己的意见。我在开重要会议时，有重要决策事先都跟参加会的人交流，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有所调整和共识，所以基本上很少有我在会上决定不下来的事。

最终，柳传志选择了孤注一掷的将全部精力放在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