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与回归市场机制
——改革开放三十年纪念
陈敏昭
（三门峡行政学院 472000）
[摘要] 1949年以来中国确立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战时政治、经济、军事和权力惯性作用在和平时期的必然选择和继续，这种体制曾经发挥和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和成效。但是近三十年的运作和实践，让我们明了这种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严重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人性的退化。从1978年开始，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下，经过艰难的反思和探索，我们最终选择了回归市场机制。回归方式是渐进式的改革。这种改革方式让我们有比较充裕的时间总结经验和借鉴别人的教训，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然而，也让我们为此付出了昂贵的成本，延长了改革的进程。制约和影响真正的市场经济秩序形成的瓶颈仍然是政治与法律体制的不健全。我们必须从整体上进行改革。改革开放是自由民主的发散，自由民主的社会就不会闭关锁国，就不需要改革开放；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行动自由，也不需要解放思想，也不会发生严重的政治、经济生态灾难。选择市场，完善市场，选择自由，完善民主，才是我们应该永远追求的人间正途。
[关键词] 改革 计划 市场 价格机制
[作者简介] 陈敏昭，男，河南灵宝人。三门峡行政学院计算机信息中心主任、经济学副教授。
1.计划、市场和价格机制
1.1 集权与计划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国初步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这是一个基本上排斥市场机制的体制。这种体制实际上是我党自成立以来连续几十年征战的高度集权的军事机制的惯性作用在和平时期的必然选择和继续，也是当时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和环境的产物。这种经济体制经过多次政治运动的洗礼后不断得到强化，到70年代末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客观地讲，这种体制曾经发挥和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和成效。这种体制在各个层级决策结构上，实行中央集权控制，国家按照计划分配各种资源，将其集中到国家认定应优先发展的重点部门；在经济发展动力上，国家主要通过各级行政机构对各部门和企业的经济活动施加影响或直接下达指令，忽视物质利益的协调与刺激作用，实行“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分配原则，依靠行政力量贯彻经济发展战略；在经济信息上，实行计划指令的纵向传递，全部经济活动都纳入计划的轨道，企业行为基本不受市场信号的制约；在所有制结构上，追求“一大二公”，甚至一些民营企业初期也要戴上“红帽子”。国有和集体企业只是政府的行政附属物，企业基本上没有预算，即便有，其约束也是软性的。企业既没有独立的利益目标，也没有自主权，更不承担经济后果，只是被动地执行指令，完成产值指标。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怎样生产都是计划控制。企业主要根据非价格信号了解各种资源和产品相对稀缺程度的变化，并采取相应的调节方式。由于企业不承担投资决策的责任，却可以从中获益，因此，企业和企业所在地的地方政府会通过低估预算成本、向上级施加压力或疏通各种关系争取投资资源（当年“跑步进京”、“跑步进部”曾经是许多地方优先发展经济的高招），这使投资需求大大超过可供分配的投资资源，引起“投资热”和“引资热”。投资计划、投资品供应紧张和短缺是企业扩张冲动和投资饥渴的重要动力，从而进一步造成投资的周期性波动。伴随着不断加剧的资源和消费品的短缺，强制替代、排队、等待、配额和票证就成为当年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