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年轻一代，再也不像他们的父兄，即20世纪50年代的一代和60年代的一代，那样成为政治理念和既定价值规范的遵奉者。对于“老大学生”、“老三届”、“小三届”等几层人而言，一些由于当年特定的社会环境造成的“政治婚姻”、“误会婚姻”、“无感情婚姻”到了清算的时候。个人社会处境的改变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总之，政治局面的某种宽松、经济条件的某种改善、生活水平的某种提高，使人们有可能在肉体、精神和感情等各方面产生新的追求。这些追求的一个重要方面就表现在人们的性观念、性关系和性行为上。

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的性观念、性关系和性行为开放得惊人，同时也造成一些正面、负面或有争议的后果：(1)男女性道德的规范差距相对缩小;(2)女性的性主动性、性自觉性和性选择性增强，即不再一定是单纯男性“玩弄”女性;(3)性成熟和性行为的年龄大大提前;(4)惟性主义，即单纯性享乐主义的观念滋长;(5)性行为的多元形式化，即追求性行为多种多样的浪漫性或刺激性;(6)各种以性为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比从前得以较大的宽容;(7)以性为对象的各种科学研究得到认可和推广;(8)在各种媒体上以性为焦点的公开讨论趋于社会大众的认同;(9)离婚率大幅度提高;(10)非婚同居率的显著提高;(11)婚前性行为的普遍化;(12)婚外恋的增多;(13)异族通婚的比率增大;(14)色情文学的流传;(15)卖淫活动的泛滥;(16)性病的重新蔓延;(17)变相买卖性关系的大量产生，如长包女、包二奶等现象等;(18)同性恋的逐渐公开化。

一个社会学家说得不无道理：一个社会“性开放”的尺度，不在于男性，而主要在于女性，因为在“男权本位主义”的社会里，男性本来相对就是“开放”的。

在中国社会的转型中，在上述“性偏化”的重要特征中，女性的地位和作用显得更为突出。然而这种地位和作用仍然可以表现正负两个方面：或是真正成为主宰自己“性命运”的主人，或是更丧失自我，比封建时代的“女祖辈前人”更广更深地沦为“性商品”而进入“性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