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保护费”是王新和“朋友”们的主要生活来源。“我一般是一个人去‘收’。上去就问他有没有装着钱，如果他说有，我就拿一半多一点，剩下的还给他。如果说没有，我就搜，搜到了就给他几耳光，问他‘这不是钱是什么？’然后全部拿走。”

镇上17岁以下的孩子几乎全都遭遇过他的勒索，包括曾经的同班同学。惮于其恶名，大部分人都乖乖交钱且不敢声张。最多的一次，王新收了100多元。

打也打了，骂也骂了，现在管不了了

王新的家在新安所镇镇街边缘。邻居大都砌了高墙建了新房，相比之下，王家破旧的土坯墙黯然失色。院子里杂物遍地，苍蝇乱舞，屋子低矮昏暗，两只鸡在床上床下乱跳。

王家只有两亩多地，一半种石榴一半种蔬菜，日子过得很艰难。王新的两个妹妹一个读五年级，另一个才刚会走路。

王新两次将人打成重伤欠下的医药费更使这个家庭负重不堪。受害方亲属数次找上门来，王家只能一再低声下气赔礼道歉。一次王父实在无法，答应将土地抵给人家，母亲杨丽萍坚决不同意：我们已经当成没这个儿子了，两个女儿还要活下去。

对于唯一的儿子，杨丽萍有一肚子委屈。

她回忆，小学二三年级时，王新是很乖的，会帮父母做农活儿、卖菜。有一次杨丽萍因阑尾炎住院，王新把她送到医院后，又自己骑车去通知外婆，他那么小就知道心疼母亲，杨丽萍一直记得清清楚楚。

但三四年级时，王新就“不学好”了。他开始在外边与“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厮混，学会了抽烟、打游戏，开始逃学，脾气也越来越暴躁。“我们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就是管不住。”

到五六年级，王新经常对好心劝导他的老师拳脚相加。记者辗转联系到他的小学班主任，这位女教师拒绝接受采访，只托人转告了一句话：“我没有这种学生。”

2005年王新小学毕业，说什么也不肯上学了。他对父母说，不读了，你们交了学费我也不去读。父母打骂无用，只能放任自流。

自那以后，王新两三天才回一次家，换了衣服就走，很少留下来吃饭。父母根本不知道他做什么、在哪吃饭、在哪睡觉，王新也绝口不提。

父亲责骂、发火只是加快了他离家的脚步。面对父母，王新通常只保持沉默。只有一次，父亲生气打破了王新房间的玻璃窗，这惹怒了他，王新开始与父亲顶嘴，两人越吵越凶，王新顺手从窗户里丢出一把刀来，险些伤到父亲的腿。

上五年级的妹妹王霞也觉得哥哥越来越疏远陌生。她现在都记得小时候哥哥带她去游泳和捉蜻蜓的欢乐，而现在在路上遇见王新，她却不敢打招呼——看见王新和那些“头发染成黄色的人”在一起说笑，她觉得害怕。

“经常有同学在我面前说，你哥哥收别人的‘保护费’，你哥哥就是那个‘刀郎’。”王霞说，“我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