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虽然“国情”两字在各种场合一经提起，立即具有了使人禁声失语的威力，三农问题却并不因此就随风而去，自行消解。随着“国情”声中三农问题的逐渐恶化，我渐渐领悟到，“国情”二字虽可令人立即化为寒蝉，却并无让三农问题自动消失的魔力。相反，尽管有人频频使用“国情”这把利器，三农问题却很不配合地更加突现在大家的眼前。而且，那些频频使用“国情”二字的人，难道就垄断了对国情的了解？如果他们的方案更能让农民致富，为何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东南沿海一片繁荣的同时，三农问题却变得更为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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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奇怪的是，中国秦汉以来的两千多年中实行的便是土地私有。如果土地私有不符合中国国情，这种制度为什么会在中国自发地实行了如此长久？秦汉之后，每个朝代又只能重新回到这个制度中去呢？又何以解释在这个制度下，中国竟能以有限的耕地支撑世界上最为庞大的人口、最为强大的经济，并有迭起的文明高潮呢？离开农业社会中土地私有这一最主要的经济制度的强力支撑，现在大家津津乐道的中华文明不就成了虚无飘渺的空中楼阁了吗？

我们不能一方面向世界隆重推出中国的儒家文明，一方面将这种文明的最主要的经济制度妖魔化。要知道，离开了土地私有，是不会有中国的儒家文明的。中国的深奥繁复的文字决定，除了能够长期脱离体力劳动的地主知识分子，农民很少能掌握这种文字，更无从做到娴熟自如，创造出精致、典雅的古典文学，或有足够的财力建造世界上别具一格的园林建筑，或有闲暇发展出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的。中国近代的衰败，不是土地私有，而是长期重农抑商，钳制民众思想，又长期锁国，使民众既不能自由思想，又丧失和世界交流的机会，使工商、贸易、科技无法顺利发展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