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个笑话可能会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汉族人的“实用理性精神”。 其实汉人什么信仰都没有。只要到了关键时刻他们才想起有神有佛这回事情来。比如想要生个儿子，想要升官发财，想要风调雨顺等等。他们才会去佛寺烧香磕头﹐直截了当地祈求菩萨保祐他們现世的梦想，而不是超度来世。汉族人对宗教的实用主义用到达了佛道不分，见庙就拜的地步。所以汉族历史里从来没有宗教迫害和宗教战争的历史，却有宗教自由和宗教宽容的传统，只是到了毛泽东的时代才出现例外。

与此相反，原旨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原教执主义类似)认为，人生最重要的不是追求现世的功利，而是超度来世。它认为人生充满了生老病死等苦难，人要摆脱这些苦难必须清心寡欲﹑反复苦修﹐经过多次转世轮回，功德圆满之后，才能跳出轮回，摆脱苦难，立地成佛，即所谓修成正果。藏族的原始宗教是苯教，佛教传入后，与苯教斗争了很久，才取得统治地位。喇嘛教把苯教的灵魂不死，同佛教的因果报应，生死轮回，超度来世的观念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藏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或集体无意识——就是“信仰高于理性，来世重于现世”(而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央政府试图使用汉族人的“实用理性精神”与达赖的“信仰高于理性”作战，效果不彰就是源于这种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差异)。

现实生活越是艰难的藏人，对宗教的信仰越是狂热，对来世的渴望越是迫切﹐对喇嘛越是尊敬﹐对寺庙越是慷慨。尽管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一字不识，根本看不懂佛经，也念不通一句佛经，对佛教的思辨哲学一窍不通，只会口诵“六字真言”，手转经筒(据说每转一次经筒就相当于念了一遍经文，这是为了方便不认识字的藏民朝佛而设计的东西，现在几乎已成为藏族的标志性物件)，五体投地磕长头，向寺庙供奉尽可能多的钱物，祈求来世投个好胎。这样的人却是世上最虔诚的佛教徒。

至于喇嘛们的宗教﹐是和森严的等級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吴忠信(曾任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1940年亲自主持十四世达赖——就是现在还活在印度的那个达赖的坐床仪式)在给国民政府的报告里描述过当时的宗教制度。他说：“喇嘛初入寺庙，概称学徒，由寺內担任教师之喇嘛，教以藏文之拼音及文法等，大约三四年或四五年卒业，始授以经典，再约三四年，经考试及格，得称喇嘛。在学徒期间，须为寺中服杂役，升喇嘛后，则除诵经外不做他事……所有喇嘛，必须研读显教经典，约二十年读完，得应格西考试，及格后，再入密宗学院，学习密宗经典，十数年后，积资可升法师或尊者，最后得升甘丹赤巴，造佛学之绝顶，然此仅为少数喇嘛，多数于考格西后即停止再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