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步墨脱都已经成为历史达半年之久，又正巧赶上西藏的骚乱，半年前成文的东西现在发出来倒成了有点应景的文字，实非所愿，只是似乎现在可以少一点口水官司。

纵观世界三大宗教，都发源在自然环境严酷的地区。都是出自对现实苦难的无奈，对大自然中各种强大力量的无奈，而沉入对来世的渴盼。

在那木错湖边曾经有一个来自德国的中年女人问我：西藏的佛教信徒为什么如此专注于转经朝佛。我说，这些纯朴善良的人们在与高原的斗争中，总是弱者。他们想通过这种心理的安慰，洗清自己前世或今世的罪过，追求一个光明的来世。她又问我，那他们的来世恐怕多数还是在不宜人类生存的西藏，怎么办?我彻底无语，不知怎么回答她。

西藏人自古以来生活在缺氧、严寒、交通不便、资源贫乏、气候严酷、疾病流行、生命短暂的世界屋脊，生活极为艰难。处在这样生存状况下的藏族先民对于来自印度的佛教一拍即合﹐如获至宝，笃信至今，绝对不是偶然的。因为它給藏族人提供了解脱苦难，超度来世，升入天堂的安慰和希望。有趣的是，汉地禅宗也曾传入西藏，並在藏王赤松德赞的主持下，与喇嘛们辩论，这便是西藏历史上有名的“顿渐争辩”( 禅宗主张“顿悟”——即身成佛”﹔喇嘛教主张“渐悟”---渐次修行﹑经过许多世后成佛)。最后以顿派告输而终结，汉族僧人被遣送回内地，禅宗在西藏从此被禁。因为藏人再怎么悟，也没办法法把世界屋脊想象成天堂与乐园。董仲舒有言：“天不变道亦不变”。这里的“天”可以理解为西藏的自然环境﹔“道”则可以理解为藏族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只有理解了这种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差异，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西藏佛教的前世今生。

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根本特征。汉藏两族虽然同为黄种人，外貌十分相似，文化却很不相同。最明显的当然是语言，但这只是表面的差异。更深刻、更本质的差异是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或民族集体无意识，它起源于生存环境的差异。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里说过﹕“助成民族精神的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就是地理的基础……自然的联系似乎是一种外在的东西﹔但是我们不得不把它看作是精神所在而表演的场地。它也就是一种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础。”汉族自古以来生活在黄河与长江流域，物产丰富，气候宜人。人间即是乐园﹐现世犹如天堂。所以汉族形成了一种所谓的 “实用理性精神”。所谓实用理性是说把理性引导和贯彻在日常现实世界生活﹑伦理感情和政治观念中，而不作抽象的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