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教育本来是为了让人们知法、守法，减少社会犯罪，然而，实际效果并不如此。有的甚至相反。北京大兴区4名未成年人，为了弄点钱花，将一名，16岁的学生绑架，向家长要150万元赎金，钱未到手，将该学生残杀。很快他们被抓获归案。在宣判时，当法官宣布其一名无期、三名有期徒刑，4人相视而笑，一个说：“怎么样？我知道咱们都判不了死刑，咱们都不够18岁”这是因为他们听过法制课，他们知法、懂法而犯法。河北省某监狱一个贩毒女犯，贩毒5000克。她向记者讲“我国法律规定，贩毒数量超过50克就够判死刑了”，问她“你既然知道，不怕判死刑吗？”她说“当时我怀着孕呢，我国法律对孕妇不判死刑”她也是由于懂法，才大胆贩毒，犯法。中国改革开放前也没有出台这么多法律，更没有进行如此多的法制教育、法制宣传，那时也没有如此多的犯罪。因为他们不想犯罪，他们懂得：人应该怎样活着，怎样做人，所以既是在生活困难时期，没有饭吃，也不去偷、去抢。因为当时国家领导人也和大家一样，吃定量，一天吃几两粮食；领导和百姓一样勒着裤腰带渡荒，人们心理平衡，而且把不正当占有视为耻辱。现在不同了，有的人把贪占视为本事；所以，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只要有钱，你基本可以说你就拥有一切。由于权力对金钱的认可和政策导向，，向钱看的结果也就成了社会败坏的总根子。可以说一切向前看的指导思想，贯穿了整个改革开放的发展过程。尤其是改革开放前期，具体说 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乃至新世纪初期最为严重。一些政府部门，权力机关由于向钱看，全国各地，到处都有官商、官倒、官办企业。公检法司，甚至军队都搞起创收。公安为了创收自设暗娼，并以抓嫖娼为由，对嫖者高额罚款，为了创收将小偷、毒贩、抢劫者抓了放放了抓；为了创收对案件，甚至对杀人案件，都可以以没有经费为由，不出警，不破案。如果受害人自己出钱，公安可以出警。检察院为了创收对该起诉的案件不予起诉，所谓“免一批”；法院为了创收，对应判实刑的只要犯方肯出钱，可以判虚刑，叫“缓一批”；监狱为了钱，对有钱的犯人开绿灯，不仅可以在监狱里过夫妻生活，还可以得到减刑，提前释放。教育界为了创收先从理论上给以“合理”的说词：“教育效益化”，公然有人在学校门口写着“有才无钱别进来”，在当时对什么是义务教育，都说不清，甚至全国人大常委对《义务教育法》都说不清是国家、是家庭、还是学生自己的义务，真让人笑掉牙；于是《义务教育法》，成了一纸空文。教育乱收费成了无缰野马。据统计教育收费从1995年——2005年，增加了8倍，此期间商品价增长2——3倍。商业、企业由于向钱看，为了创收，制造贩卖伪劣商品，坑害消费者；金融界为了钱，暗作手脚，甚至自制诱饵引人上勾，让人上吊。在社会上，为了向钱看，弃良向娼的有，弃善为恶的有，以身试法的有，无恶不做，伤天害理的有。在学术界，为钱不德：搞旁门左道的有，为有权的人提供歪理的有，（如于宪法、人权于而不顾，）搞什么“减员增效”，随意剥夺他人的劳动权，和其他应该享有的权利；由于向钱看，广州龙潭村一个两岁男孩掉进墙缝里，房东要价5万元才允许拆墙救人。等等。古代有首向钱看的诗，很能说明当今这些现象：“如今公理有谁问，世事滔滔江水浑，上下全成钱世界，兄弟痛哭黑乾坤”。在这种社会环境条件下，讲什么法制，对青少年进行什么法制教育，不是隔靴挠氧吗？再说了。当今犯法不犯法，不在于他懂法不懂法，而在于他失去做人的方向。不是吗？上海委书记陈良宇、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成克杰、、云南省长李嘉庭等等，他们走向犯罪道路能说他们不懂法吗？我搞了40多年的法务工作，其中搞了10多年兼职法制新闻记者，10多年预防青少年犯罪义务教育。我深刻体会到：在我国权钱仍然主宰社会的大环境条件下，靠法制教育减少犯罪，几乎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