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5年夏季以来，中国经济学界乃至整个社科研究领域突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其中，对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们的诚信和论点的怀疑和评判只是不大主要的一种倾向，最值得注意的则是对中国26年来或某些阶段中改革开放的方向、方针以及某些内外重大政策问题的批评或反思。

我们已经进入了21世纪，如果说，20世纪的100年人类在自然科学领域最值得自豪的成果是物理学革命，在社会科学领域最直接的实践结果是经济体制选择变化，那么，在21世纪的100年里，人类在自然科学领域将以生物化学革命为进化动力，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则会以文化价值观的大体趋同为最终认知归宿。这也许只是一个假说，但这个假说的背后含义则十分清楚，即无论现在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有话语权的人在不断地向社会传达什么样的信息，这些信息迟早都会成为一种注定被更新或取代的历史积淀。当然，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许多人现在所传达的信息也许就是早已过时了的思想产品。考虑到这些，我想，每个稍有历史感的经济学界和思想文化界人士似乎都应想想：自己在努力继承传统、传承文明、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有没有“复古、复旧、复左”之嫌疑。我认为，“三复”是当前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种引人深思的倾向。

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发展史上，曾出现过两次思想繁荣期和两场大的文化灾难，即春秋战国之交的思想繁荣和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的思想繁荣；秦始皇焚书坑儒和十年文化大革命。思想繁荣源于社会制度的历史交替，而文化灾难则产生于古代的初始中央集权制度需求和现代的左倾政治路线。

无论怎么说，中国已不可能再走回头路了。向前走，彼岸在哪里？大家可以这样说，也可以那样说，无论旗号和外衣是什么，对全国老百姓来说，他们关心的永远是自己的福利水平能否真正提高、提高速度到底有多快、社会主导力量在均富的理想中能否正确地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如此等等。如果决策层始终是按照这种务实治国的理念去想问题、定政策，并按照小平同志的“不争论”策略去冷处理经济学界及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所谓“大是大非”问题，那么，正在稳步走向全面振兴的中国就永远不会偏离正确的发展方向。从这样的逻辑前提和现实条件出发，对于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思想理论界各种各样的议论争论等等，我们也就将其权当作是中国的又一次思想繁荣来临的先兆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