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我国各地大灾小灾不断，这势必涉及到危机处理问题。尤其是四川汶川地震更加提醒我们今后要进一步建立城市危机处理系统。世界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表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处于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时，恰好是“非稳定状态”的危机频发期。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相当数量的大城市人均GDP已经达到或超过3000美元，这标志着我国城市进入快速建设期和发展期，我国大中城市也同时迈入了“非稳定状态”的危机频发期。

这种新的形势为城市安全提出了两大课题：一是城市化的高速发展，破坏了计划经济时代下传统城市的“超稳定结构”，城市人口和财富的快速集聚，对城市资源、环境、基础设施、城市管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二是全球化带来了城市要素的快速流动，这种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和信息流在全球的流动下，带来了城市要素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从而使传统的城市结构变得脆弱，城市安全的风险在不断增加。

在这种背景下，我国的城市安全呈现出四个特点：一是危机事件呈高频次、多领域发生的态势；二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尤其是人为危机和人为制造的危机，成为现代城市安全的主要威胁；三是突发性灾害事件极易被放大为社会危机；四是危机事件国际化程度加大。目前，我国正处于一个更加开放的环境中，经济、文化和社会发生的危机越来越多地融入到世界，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的危机都有可能影响到中国，而国内的任何重大危机事件也可能在世界上产生一定影响。

为了应对这种形势，我国城市应该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着手，建立一套功能完善的危机处理系统。这个系统包括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从硬件上，在全面城市建设和城市发展的大背景下，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投资吸引力和基础设施承载力的矛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应转向环境和生态安全，高度重视城市基础设施的安全功能。在继续完善水、电、气、通讯等服务设施的安全保障的同时，加强地震、火灾、风灾、洪水、地质破坏、传染病及其它新的城市灾害和非传统危机的防灾减灾和公共安全功能建设。

从软件上，要尽快完善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系统。重点要在理顺体制、完善机制、健全法制上下功夫。理顺管理机制是城市危机处理系统建设的首要问题。实践证明，危机处理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体制问题。危机发生后，政府的主要应急联动反应业务被统一到一个指挥系统和作业平台上，从而大大提高了各部门的协同程度和应急反应速度，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体制上的不顺，如指挥关系与权力、责任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