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雍也》篇，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也。贤哉回也。” 于是，居无求饱，食无求安成就了中国文人的自我修身。

儒家以为人生分为三个层次，修道、悟道和得道。修道者学习交友，悟道者箪食瓢饮，得道者富贵如浮云。佛家斋饭讲究一粥一饭一饮一啄不可恣意贪食，与儒家悟道竟也一曲同工，再高一个境界，想必就是物我两忘，终成正果了吧。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佛家僧人是如何修身悟道的。

从印度到中国，经历了悠久的时间与广大的空间，僧人“食”的来源、形式、内容、时间、次数乃至执事人，已有了改变，但小小的一钵里，盛满的永远是十方的护持与僧人的自省，在一粥一饭、一饮一啄间，不断地提醒着每个时代的僧人。

饮食，是生物维系色身的要件之一。一般人每日尘劳奔忙，最低限度的目标便是求得衣食温饱，如果能吃饱穿暖后，最好还能吃得好，穿出地位;对出家僧人而言，要能专心办道，首先也是必须安顿色身，但佛陀教导比丘将食物视为“药”，只是以食物治疗饥病，滋养色身，长养慧命，不可恣意贪食。

原始佛教时的僧人以乞食为生，在律藏中关于“食”的规定非常多，都是佛陀依着当时的情境而加以制定的。佛教传入中国后，为适应民情风俗，中国僧人食物的来源、形式与内容，就产生了另一番新的风貌。

农禅生活 自耕自食

佛世时，比丘们身披袈裟，手持著钵，四处乞食游化，只有在雨季里，才回到精舍或固定的一处结夏安居，此时不再出外托钵。对僧人而言，“乞食”蕴涵著深远的意义──一方面是降伏骄慢，不贪美味，毫无选择，专心修道;另一方面则是藉著乞食因缘与居士接触，给予布施种福田、说法的机会。所以，乞食是僧人的正命，垦土掘地、种植蔬果以致伤害生命，这是原始佛教所不许的。

佛教初传中土，中国沙门仍然坚守著佛陀的遗教，后来僧人逐渐放弃托钵乞食的方式，最早可见的记录是东晋安帝义熙元年(西元四○五年)道恒的《释驳论》中指出当时沙门“或垦殖田圃，与农夫齐流”，可知当时僧人已开始耕种了。

为什么中国僧人无法再过乞食的生活呢?这与中国的民情及僧团在中国的发展有关。

在中国的文化里，“乞讨”是卑贱的行为，何况在普遍重视劳动的大社会，僧人乞食，被视为“不事劳作，不事生产”，难以获得社会大众的认同与尊敬;其次僧团人数不断增加扩大，寺院又位处偏远，端赖托钵乞食有实质的困难。在此情况下，自南北朝以降，皇室贵族以赐田与舍田的方式供养僧人，不再直接布施饮食;相对地，僧团也必须自行组织生产的方式，以便自给自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