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是个非同一般的家庭。要说清它的基本情况，不得不追溯到明末清初满洲贵族向中原大举进取的年代。当时，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父子两代开辟的政治局面蒸蒸日上，为了扩大实力，取明王朝而代之，他们把从前的女真族更名为满洲族，在新出现的满洲共同体内，主体成份虽还是满洲各旧部人口，却也在其中兼收了一些原先汉族、蒙古族、朝鲜族等民族的成份。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以战争俘虏的身份而被归进满洲族的汉人，是相当多的。按照当时的办法，这类汉人必须“归旗”，也就是要编入满洲八旗的行列，成为贵族的家奴。入旗的家奴用满语来称呼，就叫做“包衣旗人”。满洲贵族不但剥夺了这些包衣旗人的人身自由，还把他们逐渐地同化为地道的满人。曹雪芹的先祖曹世选，就是在清入关之前被收进包衣旗人中间的一员。从那时起，曹氏便成了正白旗的包衣人。 在清政权定鼎北京而实现天下一统的历史变迁中，曹氏得以成了“从龙勋旧”，而且，其所在的正白旗也一跃编到由皇上直接统领的“上三旗”，于是，曹家成了皇上身边非同一般的家奴。由于这一家人对皇帝主子效力有功，竟步步发迹，一直做到了满洲上三旗内务府（专门料理皇家内务的宫里机构）的要员。虽然奴才的身份改不了，他们却不仅享受到了钟鸣鼎食的富贵荣华，还被堂而皇之地收入了《八旗氏族通谱》。 到了康熙朝，曹家的地位也走向极盛。不但曹雪芹的曾祖母孙夫人，因为做过康熙的保姆而受到皇上的另眼看待，并且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祖父曹寅、父辈曹顒和曹頫三代四人，均因为是受皇上信任的包衣旗人，而连续被外派出任权力很大的江宁织造，同时，曹寅又有两个女儿被选为王妃，康熙皇帝六次南巡就有五次曾经以曹家在南京的织造府为行宫……到曹雪芹出生的时候，曹家的赫赫炎炎地位，已经保持了六七十年。 然而，曹雪芹的降生，却偏逢家族之末世。随着雍正皇帝即位，曹家的厄运也来了。因为曹家跟雍正皇帝的政敌胤礽、胤 （都是雍正的弟兄）有过连络，雍正六年，朝廷借题发挥，大举追查曹府当初为迎送康熙帝南巡耗费巨资欠下的帐目，把曹雪芹的父亲曹頫革了职，还抄了家。这是曹雪芹一生中经历的头一场巨变，当时，他还只是个四五岁的孩子。之后，曹雪芹便与家人一道被赶出南京，迁居到北京。在过了大约十多年基本安定的小康生活之后，曹家再度被卷进一场政治漩涡中，这回的结果则是一败涂地。终于，在十六七岁的时候，曹雪芹彻底告别了锦衣公子的生活，陷入了完全困顿的人生。 曹雪芹的家庭，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根柢的家庭。其祖父曹寅，在清代初期的满族文化人中间，有过突出的表现，曾是一位十分有名的诗人和戏剧作家，家中藏书极丰，还曾经主持编纂刻印过著名的《全唐诗》。曹寅生平喜好结交天下诗人雅客，与洪升（戏曲《长生殿》作者）等汉族大作家交谊甚厚，并且常常济困扶危，颇得江南士大夫阶层的好评。曹雪芹虽未见过祖父，却自幼在家庭中得到过浓重的文化熏陶。 曹雪芹聪颖早慧，勤学博闻，从小打下了文学艺术方面的良好基础。他具有独立思索习惯，不仅读过许多传统文化中的经典著述，中过贡生和举人，更对于各类“闲书”、“杂学”非常感兴趣，甚至还与当时为世人所瞧不起的演艺界伶人们过从密切。大概是因为过于地放浪形骸，少年时代的他，还有过被长辈管教而囚处空房的记录。但是，在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这种叛逆精神，一生也没有改变。 家庭两度遭遇祸端之后，曹雪芹曾流离失所，据传闻，最悲惨的时候，他还在某个王府的马棚里栖居过数日。从童年的极端富贵荣华，跌落到恶梦般的凄苦世间，这罕见的人生反差，让十分敏感而又爱动脑筋的曹雪芹感触无限。由当初的“奴才家世”到后来“烈火烹油”般的极盛，再到眼下一落千丈的深渊，家族在不到百年之间的浮沉起落，使他对世上的人情冷暖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的种种黑暗内幕，获得了许多真真切切的认识，逐渐地，这些异常深刻和形象的人生体味，勾起了他在艺术创作上不可遏止的灵感与冲动。 曹家彻底败落之后，年轻的曹雪芹必须自谋生计。他是内务府旗人，只能去为皇族当差。他在清廷专为皇族子弟们开办的学校——宗学里面，找到了一份差事。当然，作为“罪人”之后，他是不可能被请去当教师的，只能做些抄抄写写、文书助理一类的事情。他在宗学里一共干了十年左右的时间，生活并不宽裕，却也能维持得过去。 在宗学里做事的这些年里，曹雪芹结识了不少宗室（即皇族）子弟。对于那些贵胄恶少，彼此自然不会有什么兴趣；可是，宗室子弟里也有地位较低而又颇具天赋的人物，这些人则与曹雪芹很友好。正是从这时起，敦敏、敦诚兄弟二人走进了曹雪芹的生活，成了他毕生的莫逆之交。这敦敏、敦诚，都是清初政治舞台上叱一时的英亲王多尔衮的五世孙，多尔衮不仅为清朝的创建立下过殊勋，也因为在统治者内部恶斗中惨败而给后代们留下了不尽的连累；到了敦敏兄弟这一代，仍然没有真正翻过身来，顶好也不过是“宗室平民”而已。曹雪芹与在宗学内就读的敦敏、敦诚有着类似的家族遭际，更有着互相谈得拢的人生感慨和社会体认，所以一拍即合。他们常在一起吟诗论文、品评世事，倒也痛快得很。敦敏、敦诚对曹雪芹的诗才极为倾倒，认为他的诗作不仅有“奇气”，而且具备难得的“诗胆”，非一般诗人所能做到。可惜，曹雪芹的诗一首也没能完整地流传下来，这实在是文化史上的大不幸。只有一回，敦诚根据白居易诗题创作了一出戏曲《琵琶行》，曹雪芹看过剧本，喜出望外，提笔赋诗一首，其中有两句是：“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这两句诗因为被敦诚引录下来，才得以传世。仅从这两句，也可以看出，曹雪芹的艺术想象力是何等地丰富：他断言，地下有知的白居易读到敦诚的剧作，必会万分欢欣，叫自己的两位侍女小蛮和樊素排演起来。 乾隆二十一年前后，已过而立之年的曹雪芹离开了宗学，迁居北京西郊香山脚下的一处旗人聚居的村落。 不管曹雪芹离别宗学迁居西郊的起因是什么，他来到这里之后的生活，却与长篇小说《红楼梦》的创作密切相关。经过对自家及许多类似敦敏、敦诚式的家庭经历的反观，经过长达十多年的不断咀嚼，他立志要不惜一切地写出这部书。香山地区民间流传至今的说法是：“曹雪芹活着就是为了《红楼梦》”。 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候，已是穷困到了极点。写作时，家徒四壁，只有一桌一凳一管毛笔陪着他，有时没有了稿纸，他就只能搜罗来旧皇历纸，用背面写。 他自己贫困，妻子孩儿也跟着他一样苦捱。有时，支持他写作的朋友们会给予一些钱财帮帮他，有时，他就只好画上几张画变卖了聊补家用。而更多的时候，一家人只能是“日望西山餐暮霞”！一位经历过“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生活的旧日大家公子，为了他无限钟情的文学伟业，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 来到西郊之后，他又交了一位挚友，此人名叫张宜泉，也是内务府旗人出身，也有过一部让人感慨系之的家史。张宜泉这时是曹雪芹住处附近农村的一位私塾先生，他常常携琴载酒，来与曹雪芹把盏畅谈；曹雪芹回访张宜泉的时候，还在张家留宿，他们“破灶填新火，春灯剪细花”，交流诗、画、琴、剑等艺术心得。二人还时不时地结伴游历山野废寺，怀古抒情。这一时期，敦敏、敦诚等也多次从城里来香山脚下拜访曹雪芹。在所有这些朋友的关心之下，曹雪芹更增添了不畏艰难写出作品的勇气和毅力。 在西郊山村著书期间的某个时段，曹雪芹曾离开北京回了趟南京。他受到了当时两淮盐政尹继善的接待。尹继善是清中期一位很得民心的满族大员，他对曹雪芹的礼遇，显然与他仰慕曹寅的名声有关。但是，曹雪芹并没能在南京久留，不知是他作风狂放而为行为正统的尹继善难容，还是他作为“罪人”后代久居于斯彼此不便，他终于又回到了京郊的小山村来，继续自己的创作活动。南京之行，使作家重新找到了一些往昔的生活体验，这有助于他的写作。 历经十载，增删五次，在冲破了常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极大困难之后，曹雪芹的煌煌巨著《红楼梦》（又称《石头记》）基本完成了。在他创作这部书稿的日子里，有一位署名“脂砚斋”的支持者，做出了特殊的奉献。通过后来留在书稿上的许许多多处出自脂砚斋手笔的批语，人们知道，这位支持者直接参与了全书的情节修删、书稿整理、文字誊抄甚至补写佚文的工作；此人的批语，还披露了有关曹雪芹创作动机、构思方式、艺术技巧等方面的若干情况，为后世了解曹雪芹其人其著留下了异常可贵的资料。据猜测，脂砚斋或许是一位曹雪芹身边的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