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将老子和庄子进行了比较后认为：“老子和庄子是一致的。”（这当然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意见，也是历来中国学者的共识。）

他向西方人建议：“我以为了解老子的最好方法，便是配合庄子来研读。他俩的观点几近完全一致。”

林语堂说：“一般说来，老、庄思想的基础和性质是相同的。不同的是：老子以箴言表达，庄子以散文描述；老子凭直觉感受，庄子靠聪慧领悟；老子微笑待人，庄子狂笑处世；老子教人，庄子嘲人；老子说给心听，庄子直指心灵。若说老子像惠特曼，有最宽大慷慨的胸怀，那么，庄子就像梭罗，有个人主义粗鲁、无情、急躁的一面。再以启蒙时期的人物作比，老子像那顺应自然的卢梭，庄子却似精明狡猾的伏尔泰。”

对于“诗”在中国所起的作用，林语堂是这样说的：“吾觉得中国的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盖宗教的意义为人类灵性的发抒，为宇宙的微妙与美的感觉，为对于人类与生物的仁爱与悲悯。宗教无非是一种灵感，或活跃的情愫。中国人在他们的宗教里头未曾获此灵感或活跃的情愫。宗教对于他们不过为装饰点缀物，用以遮盖人生之里面者，大体上与疾病死亡发生密切关系而已。可是中国人却在诗里头寻获了这灵感与活跃的情愫。诗又曾教导中国人一种人生观，这人生观，经由俗谚和诗卷的影响力，已深深渗透一般社会而给与他们一种慈悲的意识。一种丰富的爱好自然和艺术家风度的忍受人生。经由它的对自然的感觉，常能医疗一些心灵上的创痕，复经由它的享乐简单生活的教训，它替中国文化保持了圣洁的理想。”

他说：“我想中国人在玩耍寻乐的时候，比之干正经事情的时候远为可爱。中国人上政治舞台，荒诞不经；进了社会，稚态可掬；空闲的时候，方是最纯良的时候。”

在论及人生快乐之道时，他做出了如下精辟的分析：“因为只有古老的文化，才知道‘人生的持久快乐之道’。而所谓人生的快乐者不过官觉，饮食，男女，园庭，友谊的问题。这就是人本质的归宿。任何民族，倘不知道怎样享口福，又不知道尽量图人生之快乐像中国人一样者，在我们看来，便算是拙笨不文明的民族。”

林语堂说：“吾人诚不解欧美人，何以竟不能明瞭人生目的即在纯洁而健全的享受人生。中西本质不同好像是这样的：西方人较长于进取与工作而拙于享受，中国人则善于享受有限之少量物质。”

在分析五千年文明的古国，为何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时，林语堂是这样说的：“吾们的集中于尘俗享乐的意识，即为宗教不能存在之原因，也就是不存在的结果。因为你倘使不相信现世此一生命的终局系于下一世的生命，天然要在这一出现世人生趣剧未了以前享受所有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