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自己时，林语堂说：“也许在本质上，如果不是在确信上，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或道家。”

对于孔子和儒家，林语堂重申：“如果孔子只是一个教人做君子，做贤者的道德哲学家，他永远不能有他现在所有的遍及整个中国社会的影响力。但孔子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哲学家，以他所获得的永久性的效果而论，他可能是一切历史中最成功的社会哲学家。今天，儒家思想遇到了更大的对手，但不是基督教，而是整套的西方思想与生活，以及西方新的社会思潮，这种西方文明全是工业时代所引起的。儒家思想，若是看作恢复封建社会的一种政治制度，在现代的政治经济发展之前，被人目为陈旧无用，自是；若视之为人道主义文化，若视之为社会生活上的基本观点，我们认为儒家思想仍不失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儒家思想，在中国人生活上，仍然是一股活的力量，还会影响我们民族的立身处世之道。”

他说：“中国人心目中之幸福，所以非为施展个人所长，像希腊人之思想，而为享乐此简朴田野的生活而能和谐地与世无忤。”

他在比较了儒家与道家之后说：“道家哲学在民间所具有的真实力量，乃大半含存于其供给不可知世界之材料，这种材料是孔教所摈斥不谈的。孔子学说中没有地狱，也没有天堂，更没有甚么精魂不灭的理论。他解决了人类天性的一切问题，却把宇宙的哑谜置而不顾。就是于解释人体之生理作用，也属于极无把握。职是之故，他在他的哲学上留下一个绝大漏洞，致令普通人民不得不依赖道家的神学以解释自然界之神秘。”

他说：“中国人曾被称为实事求是的人民，但也有它的特性的罗曼斯的一面，这一面或许比现实的一面还要深刻，且随处流露于他们热烈的个性，他们爱好自由和他们的随遇而安的生活。这一点常使外国旁观者为之迷惑不解。照我看来，这是中国人民之不可限量的重要特性。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常隐藏有内心的浮浪特性和爱好浮浪生活的癖性。生活与孔子礼教下，倘无此感情上的救济，将是不能忍受的痛苦。所以道教是中国人民的游戏姿态，而孔教为工作姿态，这使你明白每一个中国人当他成功发达而得意地时候，都是孔教徒，失败的时候则是道教徒。道家的自然主义是一服镇痛剂，所以抚慰了创伤了的中国人之灵魂者。”

关于庄子，林语堂说：“他教人让人和动物各自完成他们的天性，而且深具宗教性的崇拜生命。他是中国作家中第一个感觉到且能表现出人生难以忍受的内在不安，及曾和灵性的宇宙的问题相纠缠的。庄子的风格是属于一个才智的巨人，再加上玩世的机智，经常准备好的天赋想象力，及一个作者的熟练的表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