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商品房贱卖给官员”的事例中，隐性贿赂的痕迹也非常明显。开发商被指曾改签土地合同，将开发项目由外销改为内销，仅此一项就获利数亿元。而获得这一利益的前提是打通了土地、规划、建设等政府部门的环节。种种迹象表明，开发商贱卖商品房给相关官员，有着重大的“权力回报”嫌疑。假设一套市场价为200万元的房子以一折贱卖，那么少付的180万元对官员来说，则是一种“权力折现”。无论超低价买房，还是超高价卖画，中间的巨额差价便是权力的折价。

在“住不起”的民间语境下，官员获取房屋越容易，也是普通百姓越买不起房的原因之一。因为，开发商“寻租权力”，往往会导致一些主管部门官员抑制房价时底气不足。尽管国家在权力寻租方面的惩处措施愈加严厉，但对于一些隐性的贿赂行为，尚存在警惕性不足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下列交易形式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１）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汽车等物品的；（２）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出售房屋、汽车等物品的。”虽然已经出台司法解释，但在现实中，被查处的官商“假售”交易，比例却非常之低。

今年初，胡锦涛总书记在中纪委的一次全体会议上曾提出：惩治于已然，防患于未然，努力把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程度。有鉴于此，针对新的贪污贿赂形式，不仅防治教育要跟上，司法机关在打击隐性贿赂犯罪时也应严阵以待，这是司法与时俱进、适应形势的必要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