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学毕业时正好遇上文化革命，于是便回家务农。我总还算是个幸运儿，村里对我很好，我在小学里当了一名代课老师。后来学校搞推荐，我放弃了教学工作，企图上学深造，谁知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愈演愈烈，升学泡了汤，我又回到了家中，可教师的位置已被别人占了。村上又安排我到林业当会计，那里净是一些村里的绅士老人，由老支书带队，活计不重，道也清闲自在。我比同龄的其他人幸运得多，他们整天在生产队里干着繁重的体力活，随时都有队长的呵斥声，有的甚至一直干着掏茅粪的活计，一担一担地肩挑到地里，两边肩膀压的红肿，我看到他们经常受气的样子，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可那时只能自保本身。

六八年秋天，我们原来生产队的会计因伙同他人偷盗集体的玉米，被村里撤了职。那天晚上开群众大会，我没有参加，第二天有人告诉我，那天晚上村支书宣布我接任原任的会计工作。我那时根本没有思想准备，糊里糊涂在村里大会计监交下接任了生产队的会计，从此我开始一辈子跟经济工作打交道，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命运吧，命该如此。

其实我并不热爱这份工作，只是羡慕三大件，即自行车、皮鞋、手表，那时凡是拥有三大件的人，一般都在公家干事，也就是说挣工资。可那时，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已陆续在当地安排了工作，我常常埋怨是他们侵占了我们的好机会，不然的话自己也有可能有机会在供销社当一名售货员。那时，供销社的一名售货员在当时的农村小青年眼里，也是十分显赫的，求之不得的啊！

二

我在生产队会计的位置上干了三年，七0年冬，农村开始搞一打三反运动，运动搞的轰轰烈烈，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军队代表也介入到运动中来，十分恐怖。凡是大小干部，人人都要过关，工作组一个一个的谈话，针对干部的主要是多吃多占贪污私分的问题。我是生产队的会计，手握经济大权，理所当然的被列为主要整治对象。社员中抱着各种目的的人都有，有的无中生有，泄私愤图报复；有的谋位子，使绊子；还有的图占便宜，拉亲信。当时的头顶真是乌云密布啊！

我向工作组交代了自己的全部问题，三年来共多记一百个工分，多吃三斤棉油，一百斤小麦。工作组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了解，最后确定我的问题是多吃多占棉油三斤，私分小麦一百斤，没有认定我多记一百个工分的事实。因为我每年的工分只有三百三十个，没有突破三百六十五个，即便是没有参加集体劳动，由于生产队会计杂活多，三百三十个工分不为过。运动后期，我被晋升为村里的大会计，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农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