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以传统文化特色缺乏、要增加民族节日为由，而减少五一长假天数，纯属逻辑不清。除非中国是节多为患、老百姓慵懒成风了，否则两者间没有必然联系。就像一个饥渴的孩子，你能以增加其饭量为由，让他少吃二两肉多吃三两饭吗？事实上，国人的休息权远还没得到充分尊重。

增加节假日设置乃大势所趋。譬如，韩国有法定假日15天，泰国为13天，日本和印度为12天。即便是法定节假日相对较少的美国，也有10天———这是在美国带薪休假制度完善、且不计入各州自行设置的法定节假日的前提下的统计结果。

而在2008年前，中国的假日仅有10天。

再次，所谓假期过于集中，而导致了交通压力和行政成本增加的论调，更不靠谱。其本质是将交通设计的不合理、行政能力低下，全归咎于民众的不理性，实为强迫民众担责。就日前山东发生的火车出轨事件而言，罹难者多达72人之巨，难道也是跟民众不理性乘车有关？

所幸的是，今年刚好取消了五一黄金周，否则黄金周制度又将为其背黑锅———从时间上来看，事发之日距五一假期还有两天，似乎不难被看作是五一出游的预演。

事实上，中国人多，有13亿人之巨；国土广袤，景点之多罕有匹敌；且长久以来，国人的休息权被压抑，而无处释放。在这种背景下，每个国人一生游历10个景点，其产生的规模效应，政府应该估计得到，且应该为之做出专门动作———这一点不是“缺乏经验”可以搪塞的。

真正的遗憾是什么？

既然五一长假瘦身非明智之举，那么，决策者为何还要断然取消五一长假呢？

从一些公开报道中，可见其端倪。

新华网一篇文章在论述中国如何设置假期时说：1990年代前，节假日政治属性明显；1990年代后，节假日设置是出于经济目的。但官员们为何又不从“人”的角度，来进行假日制度设计呢？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休闲是“一切事物围绕的中心”，“是科学和哲学诞生的基本条件之一”。而美国国家休闲研究院主席杰弗瑞·戈比则认为，随着新技术的应用和其他一些趋势的推进，未来人一生中有1/3时间用于休闲。

《世界财经报道》近日刊文称，五一黄金周在老百姓的生活中存在了8年之久，在很多人眼里，黄金周早已不是一个必须出去看人头的假日，而已经成了难得的休息机会。在中国休假权很难得到切实保障的现状下，黄金周虽有种种弊端，但相对于它给国人带来的宝贵的、强制性的休息机会，其意义更不可低估。

若节假日制度安排真能“以人为本”，其实还能取得这样的效果：在给予国民更多节假日的同时，也为更多国民创造就业机会。

之前，人们总简单地认为假日经济就是旅游经济。但这只看到了问题的表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