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决定“保”高过关，又极力回避与高见面，看似矛盾，实际又是统一的。因为，高攻刘、周的问题，在政治上毛与高是一致的，毛是否要“倒”刘、周，不便妄加猜测，但进行“敲打”完全是事实。高的行动虽难说有毛直接授意，但是否一点瓜葛也没有？毛在与杨尚昆谈话前曾对高岗一事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对某同志若干个别错误的谈论曾发生错觉？在中共党内的最高层，由谁与高岗“谈论”过“某同志若干个别错误”，能使高岗“发生错觉”，因而引发出一场拱倒刘、周的非常行动呢？想必这就是避免“主回”的谜底。
可见，杨尚昆日记记载的：避免对质，对具体事实不深究，讲到别人，暂不深问。力求避免主回。其中确有难言之隐。
1954年2月6日至10日，由刘少奇主持的七届四中全会的进程，总体上是按毛泽东事先的指示进行的。稍有不同的是：会议开了五天（毛最初指示二天，后改为三四天）；发言者有44人（毛原意“说话人不要太多”）；对高岗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毛原意不开展批评）。与毛原来指示翻了个的是，在四中全会结束后，中央书记处决定立即分别召开高岗、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对证有关反对刘、周的活动事实，改变了毛泽东原来不让搞对质，不加深究的指示。如此重大的改变，若不是毛泽东本人的意见，刘少奇和周恩来是绝然不会擅自作主的。那末，是什么缘故促使毛泽东改变初衷了呢？这是需要进一步考证的历史之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