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市和股市虽然都带有投资属性的市场，但它们却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层面，有着诸多的不同，不能把它们放在同一水平线上进行比较。

近期的房地产市场，除了房价的变动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之外，一些颇有“份量”人物的议论也成了时下抓人眼球的热点。“广州搞‘限价房’和单位自建房，都是两个败笔，我强烈反对！”在日前的广州市政协经济组分组讨论中，广州市政协委员、合富辉煌集团董事长扶伟聪炮轰“限价房”政策。他说，广州的“限价房”让人重新看到平均主义、计划经济时代的影子，给社会带来了新的不公平，又影响社会和谐，应取消“限价房”。

如果说这位委员的敢说直言还值得让有些人“钦佩”的话，他的观点却是笔者完全不能接受的。因为假如认为“限价房”形成了新的平均主义和不公平，并且还影响了社会和谐的话，这显然颠倒了事物原来的是非曲直。

首先，如果说“限价房”因为照顾中低收入者就造成了不公平，这显然是荒谬的。其实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总有中低收入人群，政府为这部分人解决衣食住行问题，是任何责任政府的不可推卸的义务。让中低收入人群在二次分配中尽可能多地分享我们的社会公共资源，充分享受到自身的生存权利，才真正做到了社会公平。

其次，在当前房价普遍趋高的情况下，政府通过有效的手段，推出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来解决广大中低收入者的居住问题，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我们应该为此拍手叫好，怎么就成了某些人眼中的“败笔”呢？

归根到底，这种言论实在是对房地产市场的一种误读。的确，住房是商品，购房找市场已成共识，这是我国住房制度改革的丰硕成果，但在另一方面，住房作为生存必需品，其人性化的特征亘古不变。不少观点都这样认为，住房问题从来都不局限在经济学范畴，而是重要的民生问题，拥有住房是公民的天赋权利。

其实许多国家和地区，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积极干预十分普遍。伦敦多个区委员会都将经济型住房占新房的比例设定为50%甚至以上；在顺利完成了“居者有其屋”计划的新加坡，82%的居民购买了政府组屋（相当于上海的售后工房），2%的低收入家庭租借政府廉租屋，只有16%的高收入人群才在市场购买商品房；西班牙通过了新的《地皮法》，规定所有用于住宅建设的土地都必须留出30%用于建造“保障住房”。

从市场的角度来说，资本逐利的结果是开发商更愿意开发高档楼盘，户型也越来越大，最终助推了房价而一路走高，许多城镇居民只能望楼兴叹，与此同时，却又出现了空置率持续增高的不良现象。“限价房”只是价格低于市场价而已，而就这么限制一下价格，就能让一些开发商说出对于“社会公平”的不同理解，说到底其中就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利润相对要减少了，市场的暴利机会下降了，不由得要发发牢骚叫叫苦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