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观点也出现在与王利锋的交谈之中。“既然有人想早一点上大学，那么提供这样的机会给他们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没什么好争议的吧。”王利锋说，真正的神童在少年班里其实很少，大部分同学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取得成绩的。“当然，每个人都很聪明、好强，但并不像外面传得那么夸张。”

教育方式的后续影响

　　因为获得了数学竞赛一等奖，郭元林在省里也是不大不小的“明星”，但当他真正进入少年班这样的团体之后才发现，周围的同学超过一半都是各自家乡的“公众人物”，这其中也不乏让郭元林十分敬佩的“神童”。“住在我隔壁宿舍的名叫姚进的同学，他是我始终都崇拜的对象。”一说起姚进，郭元林好像回到了那个喜欢躲在小屋里面摆弄无线电的年代，对这位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同学，似有一种望尘莫及的感觉。“他总是在宿舍里为大家拉小提琴，学校的晚会上也都少不了他吟诗作赋。”郭元林说，面对这样的同龄人，他真的“很折服”。如今，这位78级的“才子”姚进，已经成为美国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的终身物理学家，长居美国。

　　对于这些平均年龄还不到14岁的大学生来讲，真正的大学生活是像陀螺一般，周而复始运转着的。早操、上课、吃饭、晚自习、按时就寝，偶尔看场电影调剂一下单调的生活，或者为某个学术定律，以“捍卫真理”的名义和同学争论一番。郭元林说，因为时代的原因，当时的生活“很难像现在的大学那样丰富”。但幸运的是，因为从小就喜欢研究电路，所以二年基础课程学完之后，他如愿选择了自动化控制专业(这种先进行基础教育，再进行专业教育的方法被沿用至今)，“这令我整个大学生活充满乐趣。”郭元林说。不过，像他这么顺利选择到合适专业的并非所有人。据说，在他的同学当中，有人先后换了4次专业，依然不满意。

　　美国心理学家特曼(L.M.Terman)做过的一项大型研究曾被广泛引用，他以智商为标准筛选并培养了1200名天才儿童，并持续关注他们的发展。50年后，通过对最终留有记录的800人调查发现，在他们中间大师级的科学家并不多，而对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一组人，均具有坚强的意志品质和良好的人格品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上述最为关键的两点也成为外界对少年班质疑的焦点。在智商与情商的选择中，究竟哪一个更重要呢？用郭元林自己的话说，“情商”这个舶来品本就不适宜用来评判少年班的利弊，反而是这一段集中生活练就了他们的生存能力。

　　虽然否定外界对于少年班的某些诟病，但作为首届少年班的学生，郭元林并不回避把自己和同学们称为“试验品”。“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少年班在30年前都还不具备完全的条件来集中培养这样一批早慧的少年，但是——”郭元林补充道，“少年班所开创的一系列教育模式，对教育体制的改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