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航空公司与飞行员之间目前的紧张关系，“惟有民主协商，才能使制度体现各方利益，才能让管理中的‘协商→遵守’模式代替管理中的‘命令→对抗’模式。”

“最终还是波及到了乘客。”已经飞了10年的机长国锋(化名)评价“3·31返航”事件时说：“因为乘客的存在，让问题变得异常复杂。”

随着中国东方航空云南分公司21个航班返航，飞行员与航空公司之间的矛盾，在3月31日，又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飞行员多项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航空公司长期忽视飞行员的劳动权益等一系列问题，都在“3·31返航”事件被一并引爆。

“创纪录的索赔，必然引发创纪录的返航。”有着中国“航空案第一律师”之称的北京市蓝鹏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张起淮说：“如果双方关系持续紧张，以后难保还会发生类似事件。”

创纪录的索赔

2008年1月，经过北京市顺义劳动仲裁委员会调解，与国航解约的温先生，不用支付一分钱赔偿，这创下飞行员辞职零赔付的先河。

这似乎让人看到了“拐点”。然而遗憾的是，“后市行情”不是向上“飙升”，而是向下“狂泄”。

3月13日的一幕，给许多飞行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是日，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法院作出一审宣判，国航机长马锡峰辞职需要向国航支付210万元赔偿。

听到判决后，马锡峰当庭晕倒，不省人事。

“不会不会，晕倒不会，飞行员一般身体条件都非常好的。像类似案件不是第一次了，他应该不会没有承受能力。”国航代理人的说法与国锋听说后的第一反应不谋而合：“马锡峰是我的同学，听说后我当时说，‘他肯定是装的’。但是，在网上看了宣判视频后，我感觉那一刻他的精神垮了。”

时间推至2007年7月10日，东航云南分公司前飞行员郑志宏向昆明市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解除与东航云南分公司劳动关系。

随后，东航云南分公司提出反诉：要求郑志宏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如与公司解除合同，由其赔偿经济损失1250万元。

“3·31返航”事件，可以看作是这些积怨的集中爆发。

3月31日，东航云南分公司从昆明飞往大理、丽江、西双版纳、芒市、思茅和临沧六地的14个航班均现中途返航。

截至4月11日，接受网上调查的23919人中，不赞成飞行员罢飞做法的占72.6%，69.5%的人认为“应该追究飞行员的责任”。

“旅客在上面，这是‘3·31返航’事件的软肋。”国锋说。

通常，人们喜欢将飞机模型摆成机头向上，代表展翅高飞的寓意，国锋却一定要摆为机头向下，表示平安着陆。

“我敢说，他们决定这么去做，肯定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们违背了飞行员的一些原则，但没有违背飞行员的最高原则———安全”。国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