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年前，“定了性”

　　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旅游作为圆明园 “出路”的想法，从1980年开始轮廓初具。

　　只差了一点点，高档宾馆就矗立在了圆明园遗址当中。1980年，当曾在建筑科学研究院任职的汪之力通过内部消息得知此一规划即将被批准的时候，圆明园已经成了诸侯割据、治安混乱、臭气熏天的死角。

　　尽管已经面目全非，上风上水且面积广袤的昔日皇家园林，仍然引起了高层的注意。“这么好的一块地方，变成宾馆饭店太可惜了。”为阻止即将生效的规划，汪之力带荣毅仁到圆明园踩点。红色资本家萌发了引进外资“开发”圆明园的念头。

　　“当时很多人不理解，”汪之力说，因为政治风险太高，这个念头很快破产。在圆明园前途依然不明朗的情况下，汪之力在国家部委、北京市政府的老战友中广为联络，策划并起草了一份《保护、整修及利用圆明园遗址的倡议书》号召对圆明园进行保护、研究和整修，“我们有志气、有能力，在帝国主义破坏的废墟上整修、重建圆明园这一优秀的历史园林，使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做出贡献。”

　　1583人在这份倡议书上签字，列在前面的有宋庆龄、沈雁冰、习仲勋、许德珩、张爱萍、史良、荣毅仁……超级豪华的签名阵容可见“整修圆明园”在当时政治环境中的所占地位。“整修整修，还我河山锦绣”，将军诗人张爱萍为圆明园题的诗一度成为时代最强音。

　　1980年10月18日，倡议书公开发表，整修圆明园政治正确与否争议随之而来。

　　1980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以读者来信的形式高调质疑“整修”的合理性：“我国近十亿人口，现在还很穷，问题成山，需要大量经费解决”。这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一派观点，有人联想起慈禧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

　　半年之后，圆明园管理处和筹建中的“中国圆明园学会”也以读者来信形式回应质疑，“是逐步整修，不是马上复原”，“整修圆明园是可能的”。《人民日报》同期编发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驻京办赵石民来信，“我月工资40多元，如果(整修)募捐开始，我愿先捐50元。”

　　“三篇‘合围’一篇等于为‘整修圆明园’定了性。”从1970年代开始研究圆明园历史的人大清史所教授王道成说。

　　然而，反对的声音并没有平息。曾任新闻出版署署长、浙江省省长的周建人在《北京晚报》上另辟阵地“周总理曾当面嘱咐我：雷峰塔万万不能重造。鲁迅曾经写过文章，说雷峰塔的倒掉象征了妇女的解放，你有权阻止它的重造”，“我们的经济建设任务还十分繁重，修缮古迹文物应该有所选择，要有利于教育人民，团结人民……圆明园目前不宜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