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奇怪的是亨利·詹姆斯。吉普林的小说中，那帮简迷在提到简小姐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时，就有人说，谁说奥斯丁没有后裔，她的后裔就是亨利·詹姆斯。后来，利维斯在研究英美小说的大作《伟大的传统》中，还真的把从奥斯丁经乔治·艾略特到詹姆斯看作英语小说最重要的谱系。不过詹姆斯很少提到奥斯丁。他最著名的论述出现在有关巴尔扎克的演讲中。那里他刻薄地说，这种简·奥斯丁的崇拜是商业投机加上感伤的幻觉和自欺的迷恋。詹姆斯的态度，很快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响应。1940年，D. W. Harding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 “Regulated Hatred: An Aspect of the Work of Jane Austen”。其中的著名论断就是，喜欢奥斯丁小说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奥斯丁非常不喜欢的那种人，既市侩又感伤。这篇十几页的小文章现在被公认是奥斯丁研究的真正开端。从此之后，奥斯丁研究和简迷就互不买帐，暗自相互嘲讽，甚至公开诋毁。利维斯在《伟大的传统》中对Cecil爵士这个简迷抱着一副娱乐消闲的态度读奥斯丁就大大不以为然。60年代以后，特别是1968年Marvin Mudrick出版的Jane Austen: Irony as Defense and Discovery，以及1979年Sandra Gilbert和Susan Guhar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已经使奥斯丁的形象与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读到的大相径庭，再加上最近20年的修正主义传记，奥斯丁后人努力想创造的一个纯洁的天使形象，已经被破坏得差不多了，取而代之的倒是一个女权主义的先锋，文化批评的前驱，甚至刻薄刁钻的小妇人。

　　不过，简迷并不太在乎这些学术的潮流，她们关心的不是文化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或者奥斯丁笔下的女性自觉意识，而是奥斯丁自己最直接了当提到的问题，那些男婚女嫁里面的道德、心理、经济和政治。简迷的热情从似乎一部接一部的奥斯丁改编电影电视中，从无数奥斯丁小说的续集和仿作（这些续集和仿作从浪漫爱情小说，侦探小说到色情小说，无一不有。这里最有名的大概是Bridget Jones’s Diary了）里，大概仍然可以看得到。或许，这只能表明，奥斯丁关心的问题仍然是我们生活最重要的问题，而奥斯丁的洞察力，即使不能帮我们找到理想的爱人，建立幸福的婚配，但至少能让我们从中获得一些人性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