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赫定在古城内进行了近似疯狂的挖掘。至3月9日，他的探险队所得到的收获， “用上一整本书的篇幅”方能描写详尽。当然，此行最重要的发现，就是那数百枚汉文、佉卢文木简和30多件汉文文书。 斯文·赫定不是考古学家，他不能肯定自己发现了一座什么样的古城。回到瑞典后，他把此次发掘所发现的文字材料，交给德国威斯巴登市的学者辛穆利。辛穆利在经过认真研究后，发表了关于这些出土文物的研究报告，指出斯文·赫定所发现的这座古城叫作楼兰，公元3世纪时相当繁荣富庶。从楼兰书简及其他出土文物中，人们不难看出，在当时所盛行的楼兰文化中，糅合了游牧民族、中国和国际三种特色。那时候，楼兰城因地处丝路要冲，是古代亚洲心脏地带的门户，远近旅人竞相前来，楼兰城里人声鼎沸，所有的客栈里都住满了人，来自印度、波斯、叙利亚、罗马和中国中原地区的各种物品、织物和工艺品在这里交易。而楼兰文书的作者们，用他们的一笔一划，为今天的人们留下了难得的见证和记录。

　　古城楼兰的发现，轰动了世界，引起了国际学术界巨大的兴趣。1912年的美国《地理》杂志称斯文·赫定的楼兰之旅为“地理科学上真正的胜利”。人们往往把发现楼兰与发现意大利的庞贝古城相提并论。伴随着当年国际间地理大发现的热浪，一股楼兰探察热由此悄然兴起，同时也带动了整个20世纪丝绸之路研究热的方兴未艾。

　　除斯文·赫定外，在探察楼兰热潮中较重要的另外两个人物是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和日本人橘瑞超。

　　兼有东方学家、考古学家和地理学家等多项桂冠的斯坦因，从1900年5月至1931年1月，先后四次进入中国西部地区。他分别于1906年12月和1914年2月两次进入楼兰古城，对古城周围的地区进行了详尽的探察，并对所发现的所有遗址逐一编号、测绘，其所涉楼兰遗址之多、掘获文物之丰富，至今无人能相匹。

　　斯坦因之后，另一位在楼兰古城获得重大收获的人物，是日本僧人橘瑞超。1908年，在大谷探险队的第二次探险活动中，年仅18岁的和尚橘瑞超参加了进来，这是他首次进入罗布泊。他于1909年2月在斯文·赫定所提供的坐标指引下，顺利进入古城楼兰，并在斯文·赫定和斯坦因相继“清理了内部的一切”的楼兰城内，幸运地在一处“墙缝里”，找到了卷成一个小卷的著名的“李柏文书”。这份写于1600余年前难得一见的“李柏文书”，据专家考证就是前凉西域长史写给当时的西域强国焉耆国王龙熙的问候信函。从信函的语气可以看出，为了拉拢这个“葱岭以东莫不率服”的西域大国，官位在焉耆王之上的李柏不得不把自己摆在从属的地位，数易信稿，反复斟酌措词，做出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向焉耆王嘘寒问暖，实施“统战”策略。遥想当年，西晋内乱，西域不稳，李柏在此作官也实属不易。一方面，他要组织西域各国向前凉和西晋王朝进贡送礼；另一方面，他还要落实前凉王张骏发给他的诏令，恩威并重，镇压反叛，安抚重要的西域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