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新旧好莱坞的分水岭是以一部电影为标志的，它就是伟大的《邦尼和克莱德》。

时至今日，我再去看这部1967年的老电影，仍然情难自禁地被它打动。

尽管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与当下的中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相同的，青少年都处在对传统文化产生幻灭的时刻，站在这个点上，我们就能够借用电影完成一次精神上的反叛。

影片的背景设置在大萧条时期的美国，但即使导演阿瑟·佩恩不说什么用60年代的精神重建了30年代，我们也知道电影是在借古讽今。

好戏开始了！

当年轻的酒馆女招待邦尼跑下楼与来偷她母亲汽车的克莱德搭话时，她撇在身后的是一切追求和价值趋于沦丧的社会所强加给她的空虚和无聊，就是克莱德在饭馆里对邦尼生活的那些猜想，一点不差。这样的生活真叫人难以忍受，他们开始去抢劫。

这样，传统强盗片中杀人如麻的罪犯变成了两个普普通通的年轻人，大萧条在表象上给予他们强盗行径的合理性，而幻灭的社会才是这种合理性真正的提供者。它是如此合理，以至于他们拉莫斯入伙是那样水到渠成。而且在之后我们也将看到性无能的克莱德，其象征意味不言自喻。

邦尼和克莱德被称作雌雄大盗，但他们并非不近人情的坏蛋。相反，他们迷人，善良富于同情心，而且企图实现社会灌输给人们的关于幸福的神话，那就是钱！

影片本身具有强烈的喜剧色彩，克莱德的蹩脚抢劫让人忍俊不禁。在那场抢劫银行的戏中，由于银行职员宣称银行早已于三星期前倒闭，克莱德不得不用手枪架着他让他去向邦尼亲口解释。这一可笑场景让我们意识到邦尼和克莱德的行为与其说是抢劫毋宁说是种游戏。

不过这种游戏显然是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从杀死那个穷追不舍的车主开始，他们一伙所谓的巴洛帮遭到了警察无情的镇压，这个称谓是社会舆论给予的，并且给他们添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行。这样那些看报纸的人，比如说我们，就以为他们有多十恶不赦了！对此邦尼想出了给那个倒霉的骑警拍照进行拍照进行反击，太有讽刺意味了。

玩味影片中暴力场景，在邦尼和克莱德的抢劫过程并不多见暴力血腥，而代表社会正义的警察却使用最无情的手段进行镇压，观众的同情心很容易地被引向所谓的巴洛帮。

在影片的最后一个场景，在购物返回的路上，邦尼和克莱德被埋伏在树丛中的大批警察乱枪打成了蜂窝，警察慢慢走向邦尼和克莱德的尸体，似乎是在欣赏他们胜利的成果，我们体会到是难言震惊，心痛和悲凉。

真正的喜剧都是悲剧，《邦尼和克莱德》无疑就是这样伟大的作品。电影既严肃又诙谐的表现手法使那些闹剧脱离了浅薄和低俗，而具有了悲剧的因素。它不再是好莱坞传统意义上的强盗片，具有了社会评论的性质。

据说，电影是根据真实事例改编的。如果说我们通过它完成了一次精神反叛，那么我们也可以说，阿瑟·佩恩通过那个常见的正义战胜邪恶的老套故事完成了对旧好莱坞的精神反叛。我们获得了观影的愉悦，好莱坞电影则获得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然后弗兰西斯·科波拉，马丁·斯科塞斯，斯蒂文·斯皮尔伯格这些人开始了更广范围的反叛，直到他们的那一套看上去已经不那么新鲜，他们自己成了我们需要反叛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