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夏最热的那几天,我带着儿子去了上海。
对于上海的印象,零零散散,可以追溯到我的孩提时代。记忆中,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居家有几样上海产的商品,便觉值得自豪。比如自行车是“永久”牌的好,缝纫机是“凤凰”牌的好,那时卖三十元一块的钟山手表,戴在腕上似乎也比百来十块的其他牌子手表光鲜,甚至胶鞋也是上海产的好,因为不会阴水。
最早接触的上海人,是下放知青。如果也算追星的话,上海知青便是我那时心里的偶像。尽管他们分不清小麦和韭菜。我崇拜他们,首先是因为他们敢吃,那会儿天空还是蓝的,云彩还是白的,溪水还是绿的,乡下的活物也多,有些生物和农人相安无事了好多辈子,农民饿的吃观音土,也没打过它们的注意。上海知青就不一样了,他们好像什么都敢吃,青蛙、螃蟹、癞蛤蟆、毒蛇……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洞里藏的,没什么不能进肚的。所以要说到求生的本领,上海人可能体力不如农民,但因为胆大,敢吃,肯定要胜过乡下人。
那时候政治挂帅,村里都有文艺宣传队,自编自演了很多小节目,宣传中央精神,跟上面保持一致。上海知青绝对是骨干,因为他们多才多艺,似乎什么乐器都会演奏,我就是那会认识二胡笛子提琴口琴的。看他们在舞台上激情飞扬,我是打心眼里羡慕敬佩。我也算有点文艺细胞的,父亲用竹筒、青蛙皮、姑娘的辫子给我做了第一把胡琴,然后领着我去见宣传队里的首席乐手。那个姓胡的知青是我的第一位师傅,我用心学会了师傅会演奏的几样乐器,渐渐出息了,还和他们一起演出,比如三句半我来那个半句。现在想起来,那应该算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了吧。
后来知青纷纷回城了,我也长大成人,明白了一些事理,知道上山下乡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但来过乡下的知青们却不后悔在乡下的日子,也许正因为有那样一段经历,使得他们成为这个社会各行各业的栋梁。歌曲小芳的故事在我们村里也发生过,甚至有知青把孩子留在乡下的,好多年后又迁到上海,变成都市人。
上海是全国乃至全球的大都市,这些年乡下人进入上海滩的越来越多。过去,我就有很多学生,他们的父母在上海做工,将孩子留在老家上学,因为那时还没有愿意接受民工子弟读书的学校。年节时,从上海回乡的人便说起在上海的见闻和生活,于是,上海给我的印象或而清晰或而模糊,打听后知道上海离我居住的城市坐火车也就六个小时的路程,我却一直无缘能去一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