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卡夫卡故居不远处是著名的卡夫卡咖啡馆（Café Franz Kafka），它建于1999年，卡夫卡去世65周年纪念日那天开业。其实，卡夫卡生前频频光顾的是希贝斯卡大街（Hybernska）的雅可咖啡馆（Café Arco）。卡夫卡是个矛盾重重的人，用眼下时髦的语言描述，他是个焦虑症候者，他坐在咖啡馆的每一分钟都在思考生命和归宿。他那么瘦，食量当然不大，咖啡馆为了照顾这位老顾客，每次在他点完咖啡后，都要送给他一小片布拉格烤面包片，这足够他一天食用。他也很少饮酒，对啤酒红酒伏特加都没有兴趣，这是区别于其他借酒催魂作家的一个显著标志。他长期埋头写作、不问世事的特立独行举动，很快引起一个女人的注意，她坐到卡夫卡对面，从桌子上拿起写好的纸稿阅读，卡夫卡写一页，她读一页—那是《变形记》的最后一章，卡夫卡思维混乱到极限的精华，没有谁能读懂，这个不速之客也不例外，于是，她悄悄地离开，心里印下了卡夫卡的影子。

　　这个女人是俄罗斯记者蜜列娜·洁森斯卡（Milena Jesenska），当她1919年再次来到布拉格、再次来到这家咖啡馆时，她的身份是一位银行家的妻子。这位比卡夫卡还要寂寞的女人在咖啡馆花掉整整2个月的时间阅读卡夫卡的手稿，第3个月的第一天，她很早就在他们习惯坐过的沙发上等待，偏偏那天卡夫卡感冒，躺在寓所里一声高一声低的咳嗽不止，蜜列娜离开之前通过酒侍留下一张便笺，上面写着：“2个月后，我不得不坦诚白地承认，我喜欢上了卡夫卡和卡夫卡的所有作品”。

　　人世间有很多阴错阳差让有情人抱憾终生，他们后来再也没有见面，所有的情感交流全部通过布拉格的绿色邮差，压抑的爱情也只能流露在笔端，对时局的看法，对艺术圈的嘲讽，对布拉格的感受，甚至包括对彼此身体的幻想，都在书来信往中渐渐消瘦。距离是一根无形的绳索，拉近后会有意想不到的喜悦和甜蜜，拉远后会产生情深似海的感悟—每个人总把心中最神圣的角落留给最遥远的人。而不善拉扯感情绳索的卡夫卡却把这根红丝绦拉断了， 1920年4月的一天深夜，年长13岁的卡夫卡坐在咖啡馆的幽暗灯影里，给蜜列娜写出最后一封信：“我现在已经想不起你脸庞每一个部分的样子了，只有你离开咖啡桌一刹那的身影及衣饰历历在目。”随后，他们结束了这段浪漫邂逅，亚麻桌布下，两付旧刀叉。

　　旅馆对面的街角有一家花摊，每次走过都被大把大把的欧洲菊吸引，离开布拉格的前一天傍晚，我学那些买花人，从花桶里抽拣了一枝郁金香、一枝天堂鸟和一枝香水百合。店主是位蒙着黑色头巾的老妇人，收了我10欧元后，把最后一枝孤挺花送给我。我和她询问花的名字，她听不懂英语，但明白我的意思，在一块小纸片上认真地写上Amaryllis，首位大写字母A出奇的敦实，仿佛不远处圣尼古拉斯大教堂钟楼的尖顶—1770年，14岁的莫扎特在那里用管风琴演奏了他第一部歌剧《米特里达特》的主旋律，被布拉格人誉为神童，当莫扎特走出教堂，他收到的第一束花就是Amaryllis孤挺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