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者的出发点和动机不同，但在对华施压方面的力度却有异曲同工之妙；从中国方面而言，稍不小心，很可能流于不加区分的简单化处理方法。

　　认识到上述三种势力的区分，北京就可以在研判和处理时加以区分，虽然这种区分在具体操作时会显得十分困难。对北京来说，奥运筹备期间，需要重点打击的是可能出现的各种恐怖隐忧；需要重点防范的是那些从战略敌意思维出发的对华政治压力；对于“务实派”提出的批评和要求，则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地予以回应；而对于“理想派”提出的种种责难和要求，则需要注意符合国际惯例的沟通技巧。当然，在“务实派”和“理想派”背后，往往也会有隐藏的“战略敌意派”的图谋和运作，这也是人们在处理时需要加以注意的方面。

　　就目前而言，来自“务实派”和“理想派”的政治压力，占据了西方对华奥运压力的主流，尤其是“理想派”人士的种种喧嚣，已经极大地干扰了北京奥运的筹备工作，以及北京与西方之间正常、良性的互动。素以激进著称的绿色和平组织，近一年多已与北京奥组委合作，展开绿色奥运项目，监察北京的环境质量，就属于“务实派”范畴；而上述司匹堡辞去北京奥运艺术顾问的举措及其影响，则基本上属于“理想派”范畴。

对华压力可能达到什么程度？

　　面对来自西方的压力，距离奥运会还有五个多月时间，北京需要认真评估的是：这些压力可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由此出发，下一个问题是：北京需要以什么样的态度和策略来对待之？

　　如上所述，在西方借奥运之际对华施加的压力中，“务实派”和“理想派”占据了主导地位。就目前而言，无论是无国界记者、绿色和平，还是好莱坞明星等造成的对华施压团体活动，从宽泛意义上看，基本上属于“理想派”的范畴。这些活动目前甚嚣尘上，未来几个月可能也还有借奥运圣火传递乃至奥运召开的契机，举行各种形式的示威、抗议活动。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活动背后是否有其他“战略敌意派”运作的影子。但就本身而言，这些活动不可能对北京奥运构成决定性的影响。另外，从布什和英国奥运部长的表态来看，西方国家官方显然与民间组织持不同立场。

开放、透明、轻松：未来五个月的态度

　　平心而论，自从西方利用北京奥运向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施压之后，北京在苏丹政策上确实已经做了不少调整。中国回应，应该已经顾及到了西方的关注，也是与西方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一种良性互动。当然，由于背景、立场和动机不同，双方不可能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