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围绕着北京奥运以及来自西方的压力，有一系列事件值得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探讨。第一、曾以大片《辛特勒的名单》和《慕尼黑》名扬全球的导演司匹堡日前表示，他将辞去北京奥运会艺术顾问职务，原因是中国在苏丹问题上的立场使他的良心不允许他“继续像平常那样工作。”

　　第二、据港媒报道称，新疆警方掌握的情报称，“东突”组织目前正在整合，很可能在北京奥运年发动恐怖袭击、甚至是生化武器袭击。

　　第三、就在司匹堡宣布辞去北京奥运艺术顾问后两天，美国总统布什在接受英国媒体专访时间表示：“我将去参加奥运会。我把奥运会看作是一个体育盛事。在另一方面，我比司匹堡多一些沟通渠道。”布什还说：“我猜想，奥运期间会有许多人出来表达他们的观点，这包括支持达赖喇嘛的人，关注全球变暖的人，现在还有关注达尔富尔的人。我不会去利用奥运会这个机会向中国人民公开表达我的观点。因为我随时都可以同他们的主席交谈。”与此同时，英国奥运部长表示，就达尔富尔问题抵制北京奥运并不恰当，甚至可能帮倒忙。

西方对华压力的三大范畴

　　第四、英国《独立报》14日全文刊登了由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内的80多位世界名人为早日解决苏丹西部达尔富尔问题而写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联名信。该报的晨报版曾报道称国际奥委会（IOC）主席罗格也在信上署名，但IOC方面随即否定了这则消息。

　　上述种种看似互相矛盾的消息，给正在紧张筹备奥运年的北京，提出了几个值得仔细评估和研判的问题：一、究竟如何评估来自外部对中国的压力？二、如何评估这些压力可能达到的程度；三、面对这些压力，中国应具有什么样的态度和回应技巧。

　　首先，就来自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压力而言，其中可分为政治压力和安全压力两个部分。前文引述的一些境外组织可能发动的恐怖袭击，以及其他可能在产生的安全隐忧，属于北京奥运安全保卫的范畴；在这方面，“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中国方面任何形式的重视和严厉打击都毫不为过，而且作为国际惯例，也势必具有广泛的国际合作空间。

　　比较麻烦的是来自西方借奥运之名对中国施加的种种政治或事务性压力。一段时间来，无论是来自境外极端还是温和的组织，还是一些外国议员和政要，各种压力不断增加，其中包括国内新闻开放、人权和环境改善、国际责任（诸如达尔富尔、西藏问题、全球变暖等）。但细分起来，其中又可分成几个部分，或曰几种不同派别或力量：一是务实派，亦即就事论事地指出中国在筹备奥运期间尚存的问题；二是理想派，亦即占据西方政界、传媒和文化艺术界的主流声音，多以人权、民主等理想口号为基本诉求；三是战略敌意派，亦即不管中国如何回应，其对华思考的出发点始终是遏制一个崛起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