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沉默权产生的理论基础来看，第一，协议的自然法理论：放弃权利有两种情况：或者简单地放弃，或是将权利转让给其他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相互转让他们权利的行为叫做契约。[1]①在每一个契约中，或者是双方立刻按照他们约定的那样去做，以至于谁也没有对另一方给予信任；或者是一方履约了，而另一方被给予了信任；或者谁也没有履约。当双方立刻履约时，契约随着这种履约而终止。但当一方或双方被给予信任时，也即被信任者承诺以后履约，这样一种承诺就叫“协议”.②

协议只能在容许深思熟虑的行动的基础上达成，因为协议要求立约者的意志，而意志则是深思熟虑之举。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可能与动物达成协议，或馈赠给它们权利，或将它们的权利夺走的缘由。因而，协议所涉及的只是未来有可能的事情。没有人会受制于他

在不可能的事情上的协议。第二，沉默权的产生：每个人都有一种最高等级的恐惧，他把威胁他的这类损害看成是最坏的可能，而他出于自然的必然要尽可能免除这类恐惧。免除

这种威胁被看成是他别无选择的行为。当一个人达到了这种程度的恐惧，可以肯定，他不是要通过逃避就是要通过战斗来保护自己。因为没有人会受缚于做不可能的事。所以，没有人有义务去接受他所遭到的死的威胁以及伤或其他难以承受的身体损害。同理，一个人也不会为任何指控自己或某个一旦失去了就会恶化自己生活的人的协议所约束。因此，一个人不应被强迫去指控他自己。尽管如此，他仍可能在刑讯逼供下被迫在公开审判中作答。但这样的回答不应被当作证词，而只能作为进一步探询真相的手段。所以，无论他在刑讯逼供下作的是正确的或错误的回答，再或根本不作回答，他的行为都应是正当的。沉默权由此而产生。

2、沉默权确立的价值取向，一种制度的确立有着深刻的人文传统和精神基础，古希腊是西方法制的精神家园。无论是法制理念（如自然正义和理性），还是法制政治要素（如民主宪政），法制的核心价值要素（如自由），亦或法制伦理基础（如正义论），都是古代希腊世界为后人特别是西方人作出的杰出的贡献。古代希腊理性主义法制观再加上罗马人体现民主和人权的法律共和国创举，为西方传统法制价值理念、思想理论和制度机制提供了基本的理念。所以我们认为作为其中之一法律制度的沉默权，法治是其内在生命力的逻辑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