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101岁 绘图/陈一青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长命百岁。100岁是人的生命极限，超过极限是有的，但那是例外，我自己一不小心已身处例外了。上帝糊涂，把我给忘了……

　　叩响国家语委宿舍楼的一户普通单元门的门铃后，笔者很快在家政服务员的引导下见到主人——一位清癯和蔼的老人正从书桌旁的椅子上站起来迎候，他就是久闻大名的“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

简单的寒暄之后，我们面对面坐在略显斑驳的小书桌前开始交流。尽管老人有些耳背，采访中偶尔还得借助纸笔，但记者自始至终都能感觉到老先生思路的清晰、思维的敏锐和精神的豁达。

半路出家的语言学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56个民族有数十种方言，并且大多数人都是文盲。要建设这样一个国家，没有统一的、能适应现代化需要的文字语言，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文字改革问题很早就被置于国家工作日程的重要位置，并从全国范围内网罗了许多专家学者来从事这项开创性工作。

　　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邀请精通中、英、法、日四国语言的周有光参加会议。会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胡愈之跟周有光说：“你不要回去了，你留在文改会工作吧。”周有光笑了笑，说：“我不行，我业余搞文字研究，是外行。”胡愈之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不久，周有光接到通知从上海调往北京。从此中国经济学界少了一位金融学家，国家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多了一位委员、一位语言学家。

　　1906年1月，周有光出生于江苏常州，先后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早年读大学时，周有光主修经济学，但因对语言学的爱好他还选修了语言学，并在1952年出版过一本《中国拼音文字研究》。

　　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里，如今既藏有经济学家周有光的著作，也藏有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的著作。从金融经济到语言文字，周有光改行可算是“完全彻底”。他的孙女在上小学的时候，曾经很严肃地与爷爷讨论这个问题。她说：爷爷，你亏了！搞经济半途而废，搞语文半路出家，两个“半圈”合起来是一个“０”！周有光笑道：“我这是在‘劫’不在‘数’。那时候搞经济的后来都倒了霉。我逃过了‘反右’的劫难，是我命大运气好，留在上海搞经济的很多同事都成了右派，有的因为受不了政治迫害而自杀。我却因为已改行而移居北京，参与文字改革，躲过了这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