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张爱玲自觉地以情欲、以非理性来解释悲剧，解释人的行为动机，解释人性。她认为人性是盲目的，人生因而也是盲目而残酷的。所以在她的小说中，这一切表现为现实的肮脏，复杂。不可理喻，假如不是被情欲或是虚荣心所欺瞒，人对现实的了解仅限于这一点：生活即痛苦，人生就是永恒的悲剧，这就是人所能达到的最高的、也是最真的认识。而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借悲剧以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情感起卡塔西斯作用”。英国当代著名戏剧理论家阿·尼柯尔说过，“所有伟大的悲剧都是提出问题，而不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在张爱玲的小说里，见不到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沉痛⑥，也没有曹禺、巴金“吾与汝偕亡”⑦⑧式的愤怒，没有改造国民性的抱负，有的只是“同情的了解，了解的同情”，有的只是复杂的爱恨情结，剪不断、理还乱的难以明言的依恋。对于张爱玲，认识人生就是认识人生的悲剧性，但是，获得这种认识，既不能给人带来安慰，也无助于现实处境的改变，相反，它将人放置于空虚、幻灭的重压之下。因此，张爱玲的小说成了“没有多少亮色的无望的彻头彻尾的悲剧”。

确切的说，在张爱玲的笔下，王佳芝是虚荣的，是幼稚而充满幻想的；而纸面上的 易 先生，也是虚伪的，是无情但自我陶醉的。不过，张的文字非常克制，根本没出现上述形容词；但是，她用来表述角色行为的段落，揭示了她亲手缔造人物的真面目。

在小说中，对于“用女生引诱汉奸进而暗杀”这一点，给人的感觉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极端幼稚”。然而，对于这种“瞎积极、瞎革命”的无脑愤青举动，小说中只是以很简洁的语言，描绘了一下这个决定，至于人物行动背后的动机，策划人的和被推到前线的王佳芝的，都没有涉及。张爱玲在这里故意营造的“动机缺失”，借由行动事实上的荒谬性，让这个计划的幼稚性，更明确地凸显出来，使得一群革命青年非常可笑。

小说中的这个转折充满荒诞的快意：王佳芝先是感叹“我傻，反正我就是傻。”正当我以为她有些反省的时候，张爱玲笔锋一转，到了上海的王佳芝居然又“义不容辞”起来，只是“因为一切都有了个目的。”可见，她那廉价的反省，印证的是瞎革命幻想的破灭；“义不容辞”这种很夸张的江湖调调，更显示出王佳芝骨子里还是摆脱不了虚荣，也不管这种虚荣会让她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而她那个“一切都有了个目的”的思维，则是在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荒诞之后，再次折射出这个女人的幼稚。

当我们在读解张爱玲文笔的时候，是可以从客观的角度体会到这种女人的悲哀和无奈，但作为个体，这种悲哀和无奈，不是由别人，而更多地是由她自身性格造成的。这种张爱玲的这句话，只是更明确地表明，王佳芝是个没心没肺、充满不切实际幻想的幼稚家伙，以至于把手段当成了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