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解决限价房的隐忧呢？参照香港的“公屋”模式也许我们会有更明确的答案。按照“公屋”模式，政府按照每年的土地收益的一定比例进行公屋/限价房建设，再根据各个年份建房的成本以及居民收入水平制定出“保本微利”的价格，不仅稳定房价的作用更加得力，也完全不会有今天限价房的尴尬。问题在于，政府是否愿意给现时不像市场不是行政的限价房一个明确的“公屋”名分。做这个决定并不容易，当投资主体由开发商转变为政府，现有的限价房模式就几乎要推倒重来，中间涉及的那笔帐不是轻易能算清的。
但是，除非政府能够一直成功地扮演市场先知者的角色，否则限价房要想摆脱“角色尴尬引发价格尴尬”的隐忧，似乎已别无他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