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指出，既然法律已经承认农民是农地的所有者——哪怕是以集体的身份，那么，按照宪法的财产权保障原则，政府就应该承认农民享有支配自己土地用途，以寻求土地收益最大化的权利。

而一旦政府放弃了对土地的垄断权，房地产开发商的垄断权也就无所依附。房地产开发商依然存在，但他们将不再支配这个市场，不再是市场的核心。相反，他们将只是住房合作社、业主委员会、农民等建造房屋者雇佣的专业服务商而已。

在坚持农村土地所有权不能放开的阵营中，一种重要的观点是认为放开将导致粮食危机和土地兼并。对于粮食危机的预期，经济学家茅于轼多番论证了其不可能性。对于土地兼并的担忧，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以中国土地政策为研究重点之一的著名历史学者秦晖认为，我们一贯以为，因为土地可以自由流转，所以历史上才会出现大规模的地主兼并农民土地的现象。其实这种现象并没有想像中那么严重，中国历史上每个王朝的末期都会出现农民大量流离失所的现象，这并不是因为农民失去了土地，而是因为农民负担太重，种地不划算，农民因此不得不离开土地，因此才会出现王朝末年的农民战争。

作为一名房地产商，任志强对小产权房的观点是，尽管小产权违反了现有法律和政策，但可以做一些变通的处理。比如，将这些房屋变成经济适用住房或廉租房，用于当地的社会保障，省去了补交土地出让金的麻烦；或者，这些房子可以用政策性租赁或廉租的方式(政府定价)交给农民组织管理，这样可以合理降低土地补偿的费用，用长期的租金作为农民的长期收益，解决土地被占用之后的农民就业与长期收入保障问题。

今年元旦，城乡规划法开始施行，这将使中国的600多个城市、1600多个县获得32万余个村镇规划的主导、主审权，这是中国规划史上最大的一次放权。城乡规划法的实施，意味着城乡一体化的过程将进一步加快，但这会不会也是某些地方政府占领更多农地的“大好机会”？今生“命运多舛”的小产权房又会不会有来世？这些问题，也许只有留待时间来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