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老将退卒故家旧臣遗民父老相继澌尽，而文献无征，凋残零落，使一时成败得失，与夫孤忠效死乱贼误国流离播迁之情状，无以示于后世，岂不可叹也哉？终明之世，三百年无史，金匮石室之藏，恐终沦散放失，而世所流布诸书，缺略不详，毁誉失实。嗟乎！世无子长、孟坚，不可聊且命笔，鄙人无状，窃有志焉。”(戴《与余生书》)

所以，从屈原起，中国文人最让统治者头疼的一点，就是他们坚持笔下的真实。戴名世之值得尊敬，也就是他要把那一段被湮没的，被改写的，被当局有意忘却的历史真实，无论如何也要写出来的勇气和骨气，不屈不挠，赍志以赴，知道没有什么好果子吃，文人的诚实，文人的理性，文人的使命，文人薪火相传的历史责任感，也使他不能住手停下。

我认为，作为一个中国文人，最起码的一条写作准则，就是要给历史留下来真实。可以不写不说，但不可以瞎写瞎说，尤其不可以为了迎合什么而颠倒黑白，而枉顾是非，那就是缺了大德了。那些为康雍乾唱赞美诗的史学家、文学家，实在是令人为之齿冷的。

在安徽桐城戴名世祖屋后边，那口至今犹在的池塘，当时为避祸及，其族人先行跳水自溺而亡者，将近百十来口，其中以妇孺眷属为多。据说这口池塘，时闻冤魂夜哭，到了刮风下雨的天气，常见幢幢鬼影，时有阵阵阴风。

看起来，文人遭遇皇帝也罢，或者皇帝有意识地遭遇文人也罢，说了归齐，双方矛盾的症结，就在于真实二字。一个要说出写出这个真实，一个不要你，不让你，不准你说出写出这个真实。于是，患有意识形态恐惧症的统治者，只有诉诸于文字狱的办法，来收紧文人的骨头。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这便是中国文人永远摆脱不掉的噩梦。

文章摘自《李国文读史》 李国文/著 崇文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