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知道时势在剧变，时间在急逝，生命在重组。他知道一切依托于过往历史的所谓身份，乍一看是真实的，实际上是重建的，而且是一种崭新的重建，为了今天和明天的具体目的的重建。他不愿意参与这种表演式的重建，更愿意享受逝者如斯、人去楼空的放松。

是的，他不要那种身份。为了摆脱那种身份，他甚至四处逃奔，改换门庭，直到进入江湖好汉们所说的“赤条条一身来去无牵挂”的境界。

但是，我们看到了，他有明确的文化身份。

那就是，一生秉承儒家文化和汉传佛教。

这让我想起我的诗人朋友余光中先生。他因写过《乡愁》一诗，很多与他稍稍有点关系的地方都希望他宣布故乡在斯，所愁在斯。但他说：我的故乡不是一个具体的地方，而是中华文化。思亦在斯，愁亦在斯。

余光中先生是汉人，这样说很自然；耶律楚材不是汉人，这样做很奇特。

其实，这是他作出的郑重选择。

越是动荡的年代越有选择的自由，他运用了这种自由。

有不少人说，文化是一种地域性的命定，是一种在你出生前就已经布置好了的包围，无法选择。我认为，无法选择的是血统，必须选择的是文化。正因为血统无法选择，也就加重了文化选择的责任。正因为文化是自己选择的，当然也就比先天加予的血统更关及生命本质。

反之，如果文化成了一种固定人群的被动承担，那么，这种文化和这种人群，都会失去生命的创造，因僵化而走向枯萎。

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这种必然导致枯萎的事先布置？

即使这种布置中有远年的豪华金饰，也绝不接受。

于是，耶律楚材，这个高大的契丹族男子，背负着自己选择的中华文化，出现在自己选择的君主成吉思汗之前。

然后，他又与成吉思汗在一起，召来了他在中华文化上缺漏的那部分，丘处机的道家。

这一来，成吉思汗本人也在开始进行文化选择了。对于位及至尊又叱咤风云的成吉思汗来说，这种文化选择已经变得非常艰难。但是，如细雨润物，如微风轻拂，成吉思汗一次次抬起头来，对这两位博学的智者露出笑颜。

这一系列在西域大草原和大沙漠里出现的文化选择，今天想来还觉得气壮山河。

耶律楚材在表达自己文化身份时，重点选择了两个方面，那就是：在成吉思汗时代呼吁护生爱民，在窝阔台时代实施理性管理。

这两个方面，使蒙古民族为后来入主中华大地、建立统一的元朝，作了文化准备。

这两个方面，是耶律楚材的文化身份所派生出来的行为身份。

相比之下，很多中国文人虽有文化身份却没有行为身份，使文化变成了贴在额头上的标签，谁也不指望这种标签和这种额头与苍生大地产生关联。

经过以上整理，我们可以概括出两个相反的人格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