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佛教在中国因皇帝的推动而广泛传播，（汉朝、晋、魏、唐朝、宋朝等许多皇帝都推崇佛教）但是，细分析，佛教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天主教、基督教等形成政治势力，并成为统治国家的机器。这也正是佛教的伟大之处。在西方的历史上，都留下中世纪宗教统治的黑暗一页，就连伽利略这样伟大的科学家都被教会处死。而由于宗教成为国家机器，以铲除“异教”为名义的战争，就接连不断。而佛教从没有成为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利器，相反，佛教更加弘扬和平，反对战争和“杀生”。这对亚洲的农耕人们来说，符合人们渴望和平的愿望。佛教对皇帝和对平民百姓都一样，只要你“向善”就“善有善报”，做恶就“恶有恶报”。而扬善惩恶，是民心所向。强势的统治者往往做恶多，而弱势的百姓只有受欺负的份，所以佛教不是统治者制服臣民的利器，相反，是百姓求得安慰和企求公平正义甚至感情宣泄的偶像，向善与否成为百姓内心评判统治者的标尺。因此，佛教更民间化，平民化，深受平民百姓的欢迎。所以她的传输的速度，比其他宗教都快。

此外，佛教不排斥其他信仰，没有“异教徒”概念，历史上从没有一场战争是因为佛教发起的。此外，佛教对任何人都无条件地敞开大门，上至皇帝、达官显贵、下至百姓、乞丐、甚至罪恶满盈的人，只要“放下屠刀”，从此向善，都可逐渐“修成正果”，或积荫后代。佛教并不因为富人钱多或官大就得到庇护多，而穷人并不因为穷就得到庇护少。这种平等和宽容的态度，也使佛教易于为百姓接受，易于与其他宗教和平共处。

佛教，相对天主教、伊斯兰教而言，对以农耕为主的亚洲国家有更深远的影响。这是因为以农耕为主的人们，被拴在土地上，因此最渴望和平和安定，不像游牧民族更富于征服精神。而倡导和平和安定的佛教很快被亚洲以农耕为主的各民族所接受。此外，在航海不发达的年代，陆路传播是佛教主要传播途径，中亚的沙漠和欧亚交界处隆起的山脉也阻挡了佛教西行的路线。亚洲向西国家的各民族在过去大部分是游牧民族，征服性占主导地位。所以，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更适合他们接受。

白马寺大雄宝殿内供奉释迦、药师及阿弥陀佛，东西分置十八罗汉，均为元代以来干漆工艺制成。百姓来白马寺企求除病消灾也是一大景观。过去医学不发达，而佛教把佛学、哲学和医学作为和尚们的必修课，以便于他们“普渡众生”。寺庙免费舍药、舍粥等善举，特别是免费为百姓治病深受百姓的欢迎。而百姓通过祈求的方式，使心理的焦渴得到平息，使身心的疾病得到缓解和消除，因此佛教在百姓心中的位置更加高大，也有利于佛教的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