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明的周期性破坏为代价，保持了文化恒定

不知人们是否注意到了，遍访当年的长安、洛邑、临安、金陵、燕京及大陆各地的千年古城，很少能见到几株古树。大陆的古建筑多已荡然无存，尚在的大多也是新建的。访古揽胜，常常听到人们介绍此处始建于魏晋隋唐而重建于明清乃至“文革”后。毁于战祸等人为破坏的例子大大多于毁于地震、水火等自然灾祸的例子。两相对照，与中国古城历史不可同日而语的世界各地名城，包括移民只有几百年的各个新大陆、新岛国，却往往是古树参天、林荫庇日、胜迹处处。举目可触的景观，不难看出中国古代文明屡建屡毁，屡毁屡建的劫难历史。翁之镛曾统计了秦统一到清覆亡共2159年的治乱盛衰时间，结果是：盛世仅占6.9%，治世占13.2%，小休占10.5%，衰世占21.2%，乱世占48.2%。治乱相循中乱多于治，足以说明文明在受难。

像财富需要积累一样，文明也需要积累。但人们常见到周围刚铺好的马上挖升（有人揶揄说应当给马路装拉链），才建成的又在改造，臻于完成的搁置起来，正进行的就中断了。这些社会行为恰似不住地砍树重栽而难得见古树一样。文明的积累需要像养护前人种下的幼树或经营祖上的薄产那样小心翼翼，不能因其幼弱或单薄而推倒重来。这种积累需要对前人的努力和成败经验予以充分理解，予以接续，而不能轻率否定或抛弃。要学会对已给定的基础和条件予以补充和利用，而不能简单地弃置一旁，也就是说，要学会站在前人肩上起步，而不能重蹈前人覆辙。要学会从历史手头轻轻接过正做的活儿去细心地对接榫头，不能动辄改朝换代，另起炉灶。文明积累所必须的连续性、递增性和渐进性，在中国每一代政权都要从头收拾河山的毁坏——修复周期中无从谈起。前一代政权都要受到后继者的全面谴责。这有点像代际断裂的情形，上一代人对下一代人常常怀有异己感：“怎么这么不忠于自己？”而下一代人对上一代人总是充满抱怨：“怎么把事情弄成这个样子？”历史感极强的中国人反倒陷入一种沦桑莫辨的非历史主义中。

张奚若曾批评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1]指的是若干年来“开天辟地，重建乾坤”，追求无限的历史责任感与能力的过失。上一代共产党人有一股强烈的毕其功于一役的历史使命感，这导致一种理智的全知主义和行为的全能主义。以“破字当头”，从否定历史起步，却常常显得雄心有余而实力不足，承诺多而兑现少，着眼高而着手低，批判、破坏的多而改造、建设的少。实质上，我们30年所做的在很大程度上是补救前30年的过失，如退回到小农私有制，重新发育市场等等。历史性谬失使青年一代一再发出叹惋的假设：“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也不至于落伍这么远，”“如果一开始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早搞改革开放，哪会像现在这样被动？”“不打内战，大陆不也跟台湾一样富了？”“戊戌变法如果成功了，中国后来就不会挨日本打！”